波斯语里的桃和杏这两种果子只有描写性的名字，桃叫šaft-ālu'大李子’、杏叫做zard-ālu'黄李子’；ālu为波斯语的“李子”。古英语plūme'plum李子’源自拉丁prūnum'plum’，最终出自希腊语（proumuou）。比较古英语plūme、拉丁prūnum、希腊语（proumuou）、波斯语ālu，原始的“李子”可拟为*pāru。这个单词源自蒲类*Bura/*Buri/*Bur，Pār人亦是蒲类之一支。汉语的“李”出自蒲类*Bura/*Buri的第二个音节ri；梨、荔、栗亦出于此（英语pear'梨’当出自*Bur，fruit'水果’亦出自*Bur）。希腊语roa、roia'石榴’、汉语榴liu（日语为ro），同样出自蒲类*Bura/*Buri的第二个音节，波斯语anār'石榴’则是从一个类似的名字布匿Punic（Punica为其派生词）经语音变化而来。越南语Cây mận'李’中Cây意为“树木”，mận即李也；此蛮mận与蒲类*Bur/*Par、拉丁语prūn-um相对应。越南语的Cây mận'李’表明，将汉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以及越南语“李子”的共同语源视为蒲类*Bura/*Buri是正确的。《文选》潘安仁（岳）《闲居赋》：“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曜丹白之色。”注以樱桃（含桃、荆桃）、榹桃（山桃）与由西域传入的胡桃为三桃。唐李周翰注以侯桃、樱桃、胡桃为三桃。《史记·司马相如传·上林赋》：“樱桃蒲陶。”将樱桃葡萄并列。中国典籍中，蒲桃（蒲陶）一名出现的时间早于胡桃，且中国人清楚地知道蒲桃出自西域。三桃多半应指樱桃、蒲桃和胡桃。“三桃表樱胡之别”是因为樱桃、蒲桃同出自濮（蒲）人，“樱胡之别”实指濮（蒲）人和胡人之别。后面的“二柰曜丹白之色”点明了“樱胡之别”在于其肤色：前者（殷人Aryan、蒲类、濮人）为红肤色，后者（胡人）为白肤色。葡萄树(Vitis vinifera)是亚洲西部和埃及的一种古代的人工栽培植物。葡萄树和葡萄酒至少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在埃及就已经有了,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同样在很早的年代就为人所熟知了。理查德·巴奈特认为：“乌拉尔图葡萄酒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古代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人那里，它在亚美尼亚被发明的情况被推回到最为混沌的远古，这可以从他们的挪亚不体面地醉倒在亚拉腊山的故事看出。实际上，酿酒的葡萄据信是最早出现里海附近的高加索地区一带，也是在那里开始了人工种植葡萄。”（R.D.Barnett，1982，pp.326-27）葡萄的原产地肯定是在东方，从东方传播到希腊和意大利，而罗马人（或说是希腊人）又把葡萄移植到高卢和莱茵河两岸。Vitis和葡萄科Vitaceae之Vita为蒲氏*Buti/*Budi之音转，葡萄的传播者当是蒲类（阿卡德语的“亚述”为主格su-bar-tu，属格su-bar-ti，宾格su-bar-ta。Su-bar意为bar族，它和苏美尔Sumer、Pārsa的意思差不多）。考古学上的发现把葡萄酒的发明地定在了亚美尼亚。在米扬道阿卜（Miyandoab）平原出土的一个陶壶中发现的黑色残渣经化验证明是原始时代葡萄酒的沉淀物。陶器样式及发现地的其他相关情况都表明这个壶是公元前6000年代制造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生产日期最早的葡萄酒。葡萄在中国最初写作蒲桃、蒲陶。蒲桃就是蒲人之桃、蒲类之桃。中原大地最早种植葡萄的是汉武帝。《史记·大宛列传》：“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蒲陶、苜宿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宿极望。”按司马迁的记载，大宛左右的邻国有“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汉书·西域传》：“乌孙国……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乌孙是大宛的邻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当包括乌孙。汉武帝特别迷恋好马，他对大宛的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大宛汗血马。最先来得中国的西域宝马是乌孙马。乌孙马是张骞出使乌孙国后，乌孙所赠送的。葡萄和苜宿当是在“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时随乌孙宝马落户长安的。蒲类是乌孙的另一个称呼。《后汉书》称：“蒲类国居天山西疏榆谷，东南去长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国出好马。”“蒲类本大国也”。《后汉书》未记乌孙，却有蒲类。此地域中曾是大国的蒲类只能是《史记》中的乌孙。蒲桃和苜宿皆出自蒲类乌孙。司马迁将蒲桃写作蒲陶是为了使之更象是个外国名称，同时也使通称的蒲桃（蒲类之桃）变成一植物专名。葡萄和希腊字（botruv一串葡萄）惊人地相近。葡萄有可能是希腊字一词的译音。汤玛薛克是第一个提出这说法的人，金斯米勒在1879年也附和这个说法，夏德跟金斯米勒表示同意。汤玛薛克说葡萄在亚洲中部的播种与马其顿希腊的统治及希腊的影响有关。如果蒲陶一词的确是希腊字的译音的话，那将确证汤玛薛克的说法。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根本未提及索格地亚那和巴克特利亚及其附近出产葡萄树和酒。在那个年代中亚的这个区域十之八九还不知道葡萄。希腊人在统治巴克特利亚时将其熟知和喜爱的葡萄移植到那里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梁朝元帝（公元552-555年）所著的《金镂子》（卷5，第23页）称：“大月氏国善为葡萄花叶酒，或以根及汁酝之。其花似丁香而绿荣碧须，夏春之时万顷竞发如鸞翼，八月中风至，吹叶上伤裂，有似绫纨，故人呼风为葡萄风，亦名裂叶风。”《史记》所记的大月氏国在阿姆河之北、大宛之西，与大夏——巴克特利亚仅有阿姆河之隔，毗邻大宛和安息，这一位置只能是西方所记的索格地亚那Sogdiana。大月氏昭武九姓正是在这一地域。《后汉书》中的大月氏国是指贵霜，疆土主要是原来的巴克特利亚。梁朝元帝的记述真实地记述了这一地域栽种葡萄的情形。在中国黑龙江地区和日本都发见过几种野生的葡萄。古代作品《别录》说葡萄生长在陇西（甘肃）、五原（在鄂尔多斯以北）和敦煌（在甘肃）。所以李时珍认为从这事看来古时葡萄树一定是在汉朝以前在陇西就有了的，但尚未进入陕西。野生葡萄树是华北的土产，从来没有成为栽培的植物，栽培的那一种葡萄是由希腊人传播来的，和中国野生的那一种（Vitis bryoniaefolia）向来没有关系。中国另有一种野葡萄树名叫蘡薁（Vitis bryoniaefolia或V.labrusca），见于陶宏景（公元451-536年）的作品和苏恭的《唐本草》里，它是指华中和华北的一种野生葡萄树。颜师古说蘡薁虽是一种葡萄，却与葡萄大不相同；又说江南的蘡薁也和华北的蘡薁有别。夏德以为这个词也许代表新波斯语angur的对音。新波斯语在第十世纪末才开始，angur纯粹是一个新波斯字，如果蘡薁确实就是新波斯语的angur，那也是新波斯语angur对译自蘡薁。若将新波斯语angur中的-gur解释成突厥语的吾尔gur'姓’（突厥语gur在汉语中被译为鬻，如《史记·楚世家》中的“鬻熊”；又被译为谷，如吐谷浑。），那么angur的本意是An姓、Ar姓。蘡yīng於盈切（影清），藤本植物，别称野葡萄，夏季开花，果实黑色，可酿酒。薁yù於六切（影屋），指蘡薁和郁李。《诗·豳风·七月》：“六月食鬰及薁”毛传：“薁，蘡薁也。”这里的薁是指野生的山葡萄。薁字表明中国人在《诗经》时代就已认识葡萄并食用葡萄了。《汉书》五七上《司马相如传·上林赋》：“隐夫薁棣”注：“薁即今之郁李也。棣，今之山樱桃。”《尔雅·释木》：“常棣，棣”注：“今山中有棣树，子如樱桃，可食。”从读音上看，棣与李音近，应指郁李；薁和樱桃相似，应指山樱桃，故在前面缀加上蘡。婴yīng於盈切（影清），鬻yù余六切（喻屋）、zhōu《集韵》之六切（照屋）；越南语婴anh、殷ân，鬻dục，嬴doanh。夏德的比对是正确的。只是新波斯语angur出自汉语的蘡薁；可能是从蘡薁中选育出来的品种。《苏州府志》（卷20，第7页）说得很清楚：“山葡萄”在江浙两省称为蘡薁。因此它也许是吴语的古字。《本草纲目》（卷33，第4页）把蘡薁列在另外一项，李时珍注解说这词的意义未详。他又举出从《毛诗》和《广雅》所引的“燕薁”和“婴舌”作为“蘡薁”的别名，而“野葡萄”、 “藤名”和“木龙”是其俗名。劳费尔称：“说起来很有趣，关于这植物最早的著述是唐朝的苏恭和陈藏器所写。换言之，是在栽种的葡萄来到中国七百多年以后，中国的博物学家们才注意到它。”劳费尔不知道蘡薁就是《诗经》中的薁，也不知道《诗经》提到六月“食薁”。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认识薁并食用薁。由于外来引进品种葡萄更优良，它将本地品种薁彻底淘汰；薁沦落为山葡萄、野葡萄。司马迁《史记》使用蒲陶而不用中国古老的薁字表明“蒲陶”是个译音字，该译音字对译的是希腊字botruv。薁也出自蒲类*Bura/*Buri。梵汉对音表明汉语存在b＞y音转。安世高译梵语（v）pat为越（于月、匣末）、（v）pi为惟维（喻脂），支谶译（v）pan为垣（于元）、洹（于元、匣桓），支谶译paś为卫（于祭），支谶译bṛ、（v）bhi为惟（喻脂）、（v）pi为夷（喻脂），无名人士译bī为惟（喻脂），支谦译（v）bhi为维（喻脂）。汉语中曾发生b＞y音转。蒲类*Buri在汉语中可音转为yuri。yuri即汉语的郁李*yugli（康僧铠译梵语yug为郁）、薁*yuk，也就是说汉语的郁李、薁皆源自蒲类。薁为蒲类*Buri之音转，薁即葡萄也，古老的薁字表明中国早就知道葡萄。“匍匐”一词是《诗经》里面就有的古老的词汇。《诗·邶风·谷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匍匐”作“尽力”解，是从“匍匐”的“伏地而行”引申出来的。《诗·大雅·生民》：“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孟子·滕文公上》：“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之“匍匐”作“伏地而行”解，此“匍匐”又作“匍伏”。《战国策·秦一》：“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虵行匍伏”即“匍匐蛇行”：象蛇一样匍匐而行。“匍匐”可能源自蒲人的伏地祷告：蒲伏——蒲人之伏。匍pú薄胡切（并模），蒲pú薄胡切（并模），两者完全同音，越南语皆为bồ；《说文》：“手行也，从勹甫声”。《辞源》《辞海》对“匍”字未作解释，该字的意义仅存在于匍匐/匍伏之中，它是上古汉语双音节词的首音节。匐fú房六切（并屋）、蒲北切（并德）'伏地’，《说文》：“伏地也，从勹畐声。”匍匐和葡萄是存在某种关联的，“诞实匍匐”也就是“匍匐诞实”或许指的“葡萄诞实”。诞dàn徒旱切（定旱），“大；放诞，虚妄；欺骗；生，育”，同时也是发语词，如《诗·大雅·生民》：“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发语词“诞”即古英语定冠词与格单、复数之ƥǣm（中古英语远指代词还有ƥām之形式）也。匍源自薁*bur。崇州话称开水沸腾漫（冒）出来为“蒲”，“'蒲’得很”即“跳战”得很。此“蒲”实即“匍”也，本意是“扑腾”。匍匐即伏地扑腾。扑腾又和葡滕（弯曲）有关。《文选》晋左思《吴都赋》：“石帆水松，东风扶留”注：“扶留，藤也。缘木而生，味辛可食。”扶fú防无切（并虞）、甫无切（帮虞）、pú《集韵》蓬逋（并模）通“匍”正和薄胡切（并模）之蒲同音，留可还原为ru、ro或lu；扶留*Buru为蒲类*Buri之语音交替，是在薁*Bur之后缀加-u后缀而来，最初当是指葡萄藤。扶留*Buru在汉语中引申为“藤”，它演变成古安南语的blâu；弥孙语的Uy-lô，和亨Hung语的plu，吉蔑语Khmer的m-luw，斯帝恩语的m-lu，巴那语Bahnar的bö-lou，卡语Kha的b-lu'betel’。在这些语言中“扶留”指的是Piper betle。薁*bur和希腊语botruv之bot-或botr也非常接近。薁的古音*bur表明蒲类是葡萄的传播者。伯希和在他有趣的著述《欧多利克游记中酒的突厥名称》里特别说明bor这个字是突厥语葡萄酒的名称，他又说在吐鲁番发现的一封1398年所写的蒙文信里见过这个字。在突厥语中，葡萄一词回鹘语为özüm，其他方言为üzüm。özüm、üzüm当是由bur-um音转来的。劳费尔和史悲格认为梵文drākṣa'葡萄’是外来词。drākṣa中的drā大概出自希腊语botruv中的truv。早年日本医药和植物学的著作大半称葡萄为ebi。按小野兰山的说法ebi-dzuru原应正确地叫做inu-ebi（假ebi植物），在日本却普遍地被用来称呼中国的蘡薁，通常鉴定为Vitis thunbergii。日语budō即汉语的葡萄，Yama-budō意为紫葛。云南省的彝族认识一种野葡萄名叫ko-p'i-ma，果实黑而大、椭圆形。这种葡萄在泥语里叫做ze-mu-se-ma，在阿西语里叫做sa-lu-zo或sa-žo-zo。日语ebi之bi和ko-p'i-ma中的p'i大概也是葡之音转。蘡薁之蘡yīng於盈切（影清）和樱桃之樱yīng乌茎切（影耕；越南语anh）现代是同音字。但蘡薁是一种葡萄，而非樱桃。蘡薁之蘡是后来加上的，蘡薁实即薁也。蘡薁可解作蘡（人）之薁。焉耆在古代焉耆语中作Arki/Argi、Arśi，《一切经音义》卷82第873页：“阿耆尼国（夹注）两碛之西第一国也。耆音祇，古曰婴夷，或曰乌夷，或曰乌耆”阿耆尼Agni是焉耆的另一称呼，Agni在梵语中意为“火”。《汉书·地理志》越嶲郡苏祈县“尼江”颜师古注云：“尼，古夷字”，Agni事实上可译为乌耆夷，乌夷、乌耆都是其简译。婴夷为Arśi的对音（支谦译śi为审脂之尸，安世高译si为尸，康孟祥、竺大力译（v）si为夷），婴对译Ar；蘡、樱可和Ar相对应。蒲类*Bura/*Buri之简*Bur中的b音转为w后就是wur=Ur乌尔，u、a交替后就是Ar；蘡*Ar和薁*bur相当，另一个相似的著名例子是Pārsa和古代波斯人自称Artaei。蘡薁*Arbur中的蘡*Ar和薁*bur其实是同义反复，殷人*Aryan和蒲类*Buri都是肤色近乎黑色、具有殷红皮肤的赤狄。蘡薁*Arbur和波斯突厥字karpuz'西瓜’以及通过突厥语传到斯拉夫语中的arbúz（俄语）、karpúz（保加利亚语）、波兰语arbuz、garbuz、harbuz特别的相象，这可能意味着西瓜的传播者仍是蒲类。“燕薁”之燕读音为焉，自可还原为Ar。“燕薁”仍是蘡薁。“婴舌”的字面意义是婴儿之舌，可能是因为蘡薁与婴儿的舌头存在某些相似之故。当然蘡薁也可能是指婴氏也就是婴夷。若按越南语舌的读音thiệt来还原“婴舌”的话，“婴舌”*Arthiệt与古代波斯人自称Artaei是很接近的。樱yīng乌茎切（影耕）、越南语anh，果木名，即樱桃。宋朝陆佃《埤雅·释木·樱桃》：“一名荆桃，一名含桃，……其颗大者，或如弹丸，小者如珠玑，南人语其小者谓之樱珠。” 樱桃因出自荆楚之地而称为荆桃，因一口含食而称为含桃。第八世纪李珣《海药本草》：“乳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树脂也，紫赤如樱桃，透明者为上。”樱桃为紫赤，是因殷人Ar-yan的肤色而得名。樱桃意即殷人之桃或颜色如殷人之桃。樱桃Prunus pseudocerasus又名“莺桃”、“中国樱桃”，原产于长江流域，中国各地普遍栽培；安徽太和与浙江诸暨均为著名产地。古英语ċires'cherry-tree樱桃树’亦表明“樱桃”出自中国。古英语ċires出自拉丁cerasus'cherry-tree’，在拉丁语中-na和-re是系密切的词尾如拉丁coquīna'厨房’＜coquere'烧饭’，将-re置换成-na，ċires就是cinas。ċi即姬也，它是梵语Cina'中国’（本意'姬人’）的词根。将古英语ċires中的r置换成n之ċines即秦人，相当于现代英语的Chinese'中国人；中国的’。将古英语ċires中的ċi置换为se，将拉丁语cerasus中的c置换为s后之serasus的词根seras即赛里斯Seres'中国’也。楔xiē失结切（心屑）、古黠切（见黠），樱桃。《尔雅·释木》：“楔，荆桃”注：“今樱桃”。具有心屑、见黠两个读音的楔之古声母当是c（它既可音转为心母s，又可音转为见母g），屑、黠韵的尾音-t可对译-r尾，楔之上古音可拟为*cet、*cer。古英语ċires的词根ċir-实即汉语的楔也。日耳曼人可能在罗马人之前就已认识樱桃了。栗子出自中国。板栗在英语中称为Chinese chestnut'中国栗子’，这个复合词清楚地表明“板栗”出自中国。事实上，英语chestnut'栗子’本身就是一个和中国有关的专名。chestnut'栗子’中的后缀-nut意为“坚果”，该单词源自古英语ċisten'chestnut-tree栗子树’。ċisten（拉丁castanea'栗子树’）中的词根ċi即梵语Cīna的词根Cī，本意为姬（拉丁castanea的词根ca义为夏、羯）；-sten即-斯坦stan；ċisten意为姬斯坦、姬人之地当指中国，梵语则以姬人Cīna引指中国。栗子在波斯语中为šahbalūt（波斯语šāh意为“王，国王”），其词根šah可能是cak或sak之音转。周姬和栗存在某种关联。《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这就是姬何以指栗子树的原因。荔枝和栗子大概是因为它们和李子的形状相似而被称作“李”的。英语荔枝litchi、lichee显然是汉语“荔枝”的音译。“荔枝”之“枝”应当作“支”也就是氏解，“荔枝”即“荔氏”，可能是迁移到南方的骊戎。薄荷也和蒲类有关。薄荷，汉杨雄《甘泉赋》作“茇 ”，吕忱《字林》作“茇guā”，唐孙思邈《千金方》作“蕃荷”，陈士良《食性本草》作“菝 ”；茇bá蒲拨切（并末），guā（上艹下舌）古活切（见末），薄bó傍各切（并铎），僰bó蒲北切（并德）；越南语薄bạc、蕃phiên ，越南语薄bạc、蕃phiên.“薄荷”bak-xa或为薄（即僰）人之菏，或是bakka（意为bak家、僰家）之音转，薄荷出自僰人。僰*Bak本身为蒲类*Bur之音转，因此薄荷出自蒲类。薄荷在中国天然的和栽培的两种都有。此外还有一种外国产的叫做“胡菝 ”十五世纪出版的《食性本草》作者陈士良采用了“吴薄荷”这个名字（“吴”指苏州，那地方种植最好的薄荷），以别于“胡薄荷”。十一世纪末苏颂所著《图经本草》确定这外国薄荷与本国产的相类似，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外国薄荷味道稍甘，生江浙间，当地人多以制茶饮之，俗呼“新罗薄荷”。薄荷乃中国名称，非外来词。李时珍说孙思邈在他所著的《千金方》里用了“蕃荷”二字，但是他说这是由于方音之讹。孙思邈为第七世纪人，此时期朝鲜薄荷尚未输入中国，因此他的“蕃荷”这个名称不能解释为“外国薄荷”。李时珍将“蕃荷”之“蕃”看成是“菝”的变体。古波斯语ParWava的古译音为“番”或“蕃兜”（par-tav），“番”字很恰当地符合par或bar。蕃*ban、菝*bat、薄*bak是同一个字的不同译音，这个字就是*bar也就是蒲类*Bur（蒲类海即今巴里坤湖，Bur已音变为bar。蔡鸿生以为鄂尔浑突厥语bars'虎’或译作“蒲类”）。古英语minte'mint薄荷’出自拉丁mentha'mint’，men-所对应的也是*bar。波斯语称“薄荷”为pūdene，pudina，budenk（库尔德语punk）；印地语pūdinā或pūdinēkā来自波斯语。藏语（拉达克Ladākh地区）为p'o-lo-liṅ，书面语为byi-rug-pa，因而有了蒙古语jirukba；满州语为farsa。波斯语和梵语的“薄荷”一词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布迪诺伊人Budini非常接近。Budini之简Bud相当于藏族自称Bod（中部方言Po，若尔盖为ó、bó）。满州语farsa的词根far-显然是*bar之音转。巴豆顾名思义是巴人之豆。巴ba是僰*Bak之词根，-k为族名词尾或属格词尾。伊朗语baga'神’、突厥语莫贺baga、英语big'大’、汉语伯bak（王力peak）是一组同源词，其词根正是巴ba（爸）。巴蜀之巴原本就是因僰*Bak人而得名的。“番木鳖”可解释成Bar人的木鳖。“番木鳖”又叫“马钱子”（日语mačin）、“苦实把豆”、“火失剌把都”。公元1366年出版的《缀耕录》称：“火失剌把都者，回回田地所产药也。其形如木鳖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种症。”由于是番地所产形如木鳖子故名“番木鳖”。劳费尔称“火失剌把都”这一名称：“后半'把都’音既非波斯语，也非阿拉伯语；我认为一定是汉语'巴豆’。”此言极是。“把都”和“把豆”都是出口转内销的名词“巴豆”。“火失剌”为波斯语kučla或kučula的译音。孟加拉语称“番木鳖”为kučila，安南语称之为ku-či。安南语对“番木鳖”的称呼ku-či清楚地表明它出自龟兹ku-či。波斯语kučla或kučula之kuč，孟加拉语kučila之kuči皆是龟兹。苦实当是kuč之译音，“苦实把豆”即龟兹巴豆、库车巴豆。梵语kupīlu'番木鳖’的词根ku为龟兹ku-či的族名词根ku（即胡），其后缀-pīlu和汉语的“巴豆”相当。西藏语的go-byi-la或go-bye-la和梵语kupīlu相当，如果西藏语的byi-la或bye-la确指“巴豆”，那么梵语之pīlu当源自藏语。古英语pise'pea豌豆’（拉丁pisum 'pea’）出自皮氏。《管子·戎》：“（齐）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注：“山戎有冬葱与戎菽，……戎菽，胡豆。”戎即胡、菽即豆，戎菽即胡豆；一说即豌豆。豌wān一丸切（影桓），从豆从宛，豆表义、宛表音。豌豆可视为宛（大宛、小宛）豆，此时的宛为蛮man（日耳曼语之人）或蕃pan之音转。豌之读音也可能来自pi an=pian＞wan。 注：汉语蒲桃（蒲类之桃）和突厥语bor'葡萄酒’一名表明葡萄和葡萄酒是由蒲类*Buri传播的。蒲类*Buri的起源地可能是黑海北岸。 【本文完成于2010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