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石峁古城（二次重建）是冀都平阳的卫城和夏启首封之城，夏启龙兴于此城
作者|黄饮冰
内容提示
一、提出一个判断夏代都（居）标准：集中发现夏时期卜骨的城池，才可能是夏都（居）
二、石峁城出土的百余片卜骨证明：石峁古城具有夏都（居）之城的资格或地位，当是夏启位列诸侯时期的封国都城
三、石峁古城是夏启封国之都是很有可能的，线线思维当然难理解！
中心词卜骨夏都（居）封国夏启石峁古城
正文：
考古的结论是：石峁古城首次建设的时间在公元前2300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被堕毁；不久后又被恢复；到公元前1800年前（距今3800年）又被废弃。
对于石峁古城于公元前2300年首次建筑，我给出的结论是夏鲧奉命北上大夏高原所建立；对于石峁古城被堕毁，我给出的结论是在夏禹摄政前期（夏禹摄政元年在公元前2029年（壬申年）为安抚天下人心和效忠虞舜而堕毁。【《竹书纪年》“（帝舜）十四年，卿云见，命禹代虞事。”】）；对于石峁古城的二次重建，我给出的结论是夏启奉命重建，重建的目的是护卫冀都平阳（陶寺古城）。
石峁古城在公元前1800年前被废弃的原因呢？与夏启成为帝启和夏朝防御的重心东移相关。根据《竹书纪年》推算，帝启元年癸亥是公元前1978年，帝启归于冀都；由于帝启的帝位是驱逐或者诛杀帝禹的合法继承人伯益而来，而伯益来自上古中国东部，所以帝启对东部始终怀有戒心，它防御的方向就转向东部，这就有帝启“黄台之居”的设立。黄台在河南新密，考古发现了新砦古城。
在《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范祥雍编）中，有帝启“即位39年，亡年78”的词条存疑。我以前解释过“禹立45年”，帝启即位39年，是从帝启作为诸侯开始计算的，还是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帝启在帝位16年陟，其担任诸侯的时间就是39—16=23年。从帝启元年癸亥（公元前1978年）向前推23年，就是夏启为诸侯的元年。夏启作为诸侯的元年就是公元前2001年。这个时间正好与石峁古城二次重建的时间接近，也与帝禹一方面举荐皋陶和伯益为接班人，一方面给予夏启更大的实际权力的记载相对映。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古籍记载与考古发现是非常映证的。颛顼与共工争帝、大禹摄政与堕城、启干伯益等都是历史记载的大事件，不是什么“传说”。
不要忘记，中国是唯一有历史记载的国家，也是考古发现与历史记载能够密切对映唯一国家。
一、提出一个判断夏代都（居）标准：集中发现夏时期卜骨的城池，才可能是夏都（居）
至少从帝尧开始，帝王决策往往借助于占卜，起初的占卜工具往往是卜骨，后才是龟蓍。夏代如同前代和商代一样，也用占卜。所以所谓夏都（居），至少是一座城，加上出土卜骨，两者结合才能被定义为夏都（居）。
夏字如果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同意“集中发现夏代占卜甲骨的地方，才是夏朝都城或夏后之居”的观点，而绝不会去附会什么大都无城的解释。
在《史记.龟策列传第六十八》中，司马迁对古老的占卜习俗进行了考证。
【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司马迁说：自古以来的圣王将要建立国家，承受天命，兴举事业，何尝不重视卜筮，用来助成好事。唐尧、虞舜以前，不能记述了。自从夏商周三代兴起，都是各自有吉祥之兆作为依据的：大禹娶涂山氏之女，卜兆吉利，而夏启世袭君位；简狄吞飞燕之卵，卜兆吉利，所以殷族兴起；后稷善于种植百谷，卜兆吉利，所以周室称王天下。称王的人决策各种疑难，参验卜筮，用蓍草、龟甲占卜进行判断，是不可改变的规律。
【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
司马迁还说：蛮夷氐羌虽然没有君臣的秩序，但也有决断疑惑的占卜习俗，有的用金石占卜，有的用草木占卜，各国习俗不同。然而都可以用占卜来指导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自相信占卜的神灵，用来预知未来的事情。
马家窑“万”字符【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藏蓍龟；】
司马迁继续说：我大略听说，夏殷时期想要占卜的人就取蓍草、龟甲，占卜完了就丢弃它们，认为龟甲收藏就不灵，蓍草久存则无神。到周代，占卜官经常珍藏蓍草和龟甲。
从司马迁的以上论述，可以看到以下：
1、龟甲并不是书写文字的常用材料，在龟甲上书写文字，是占卜的需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甲骨文，是因为龟甲不易腐烂的原因，写在其他材料上的文字，如兽皮、布绢或竹木树皮上的文字，可能是时间久远、易于腐烂而难以见到更古老的日常用文字。实际上，先秦竹简，汉代写在绢上的文字，我们是看到过的，如长沙汉代墓。所以我们看到的商代甲骨文，并不是最早的文字。
2、称王的人决策各种疑难，参验卜筮，用蓍草、龟甲占卜进行判断，是不可改变的规律。夏商周都占卜。蛮夷氐羌也占卜。各国习俗不同。
3、夏商用蓍草、龟甲占卜，有丢弃蓍草、龟甲的习俗。周代有收藏蓍草、龟甲的习俗。
4、司马迁没有讲占卜甲骨上有没有文字。
根据司马迁的考证，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殷商甲骨文何以形成。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堆地挖出商代甲骨文，一是因为商代有在占卜前先在占卜用的甲骨上刻上字的习俗，没有在甲骨上刻字的习俗，我们就见不到文字甲骨，只能见到占卜甲骨。二是因为商代占卜官有丢弃蓍草、龟甲的习惯，占卜完了就把龟甲和蓍草丢弃。三是古人有挖垃圾坑集中丢弃垃圾的习惯。这个习惯不仅古人有，我小时候也见过，几乎每家都有垃圾坑。
那么我们可以推论：由于需要占卜的是王者，占卜活动往往在君王住居的地方进行，君王住居的地方有集中丢弃垃圾的垃圾坑，占卜完结后蓍草和龟甲被丢弃在垃圾坑中，久而久之就聚集成堆了，蓍草腐烂了，不易腐烂的龟甲却还在，这就导致龟甲出土相对集中，所以在殷墟考古中，我们可以挖到成堆的文字甲骨。
从这种占卜的习俗可以推理出，集中发现文字甲骨的地方，就很可能是君王住居的地方。君王住居的地方，就是王都无疑。殷商之殷墟就是这样。
类推到夏代，是不是这样呢？
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可以确定第一个问题，就是夏代也是用蓍草和龟甲进行占卜的，夏代也有商代的那种丢弃蓍草和龟甲的习惯。因为司马迁肯定夏代也盛行这种用蓍草和龟甲进行占卜的习俗，他只是对唐尧、虞舜以前不能记述，但也听说过“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
那么依据夏代有用蓍草和龟甲进行占卜的习俗，我们可以肯定能找到夏代的占卜甲骨，也有可能找到五帝时期的占卜甲骨。
第二个问题：夏代占卜甲骨会不会有文字呢？司马迁告诉我们，夏代与殷代的习惯一样。按照这个司马迁逻辑，夏后占卜时在龟甲上刻字也不是个奇怪的事情。实际上，比五帝时期更早的带有契刻符号的甲骨在考古中是有多次发现的，这也证明了司马迁不是妄说。在龟甲上刻字，距今9000年到8000年的贾湖文化就出现了！山东龙山文化也有大批量的文字甲骨。这是我们知道的考古结果。
从我们发现的甲骨文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来看，夏代是应该有文字的。我们现在找不到夏代的文字龟甲，是不是还没有找到夏代的真正都城呢？照这个推理，先不说夏都，只要是夏后所居之地，就一定会有成堆的被丢弃的占卜文字甲骨被发现。没有占卜文字甲骨被发现，很可能就不是夏后所居之地。这个推论，当然是依照殷墟的常规的推论。
但是，是不是跟殷商之殷墟一样，可以发现夏代的文字甲骨呢？这就有一个问题，作为比商代更早的夏代，人们有没有在甲骨上刻字的习惯呢？如果夏代也有殷商一样的在甲骨上刻文字的习俗，我们当然可以发现夏代甲骨文。实际上，我们在二里头也发现了占卜甲骨，也发现了一些卜骨上有疑似文字，但是不能肯定上面是不是文字。所以考古的结果与以上的推论不一定是背离的，关键是对已发现的卜骨进行鉴定和释读。
就是在商代，发现文字甲骨的商代遗址，也仅有这个殷墟，不是普遍规律。我们知道，殷王所居之地是多个的，这是由古人游耕的习俗决定的。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生态环境就会遭到破坏，或者发生什么洪灾的，都会导致迁徙。殷商有多次在河南河北迁徙的记录（殷十五迁）。我们发现的殷墟是殷王最后的居住之地。其实夏后也是这样，在河南与晋南轮流。所以夏后之居与殷王之居一样，不止一个。所以有的时候也许没有城，但是的确是夏后或殷王之居。夏代不是所谓的大都无城，而是大多数时间没必要建城。
关键的问题，还是夏代有没有在甲骨上刻写文字的习俗。上古之夏和商，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文化来源，夏是上古中国西部文化的集大成者，商是上古中国东部文化的集大成者。所以商族群有的习俗，夏族群不一定就有；但是上古中国东西两大族群在黄帝时期实现了统一，这种族群之间的文化界限也有可能被打破。为了适应打破这种族群界限，黄帝设立东西大监，东大监治理上古中国的东部地区，是为东少昊；西大监治理上古中国西部，是为西少昊，进行族群血统和文化的融合，所以夏族群和商族群的文化习惯也可能是一样的，夏代也有可能在卜骨上刻上文字，也可能在卜骨上刻上文字的习俗是在商代才形成。在夏后启之后，上古中国诸族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东西族群再度分裂成西夏东夷。殷商是东部族群性质。夏朝是西部族群性质。
中国上古文字的起源，实际上是“两系”起源。在距今9000年，河南贾湖就出现象形文字甲骨，与占卜有关；在同期的湖南彭头山，出现的主要是陶器刻符，就是符号性文字，与测日影有关。
这实际就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文化源头，一个以象形文字为主、符号文字为辅；一个以符号文字为主、象形文字为辅；这种现象在上古中国的东西部存在。这就是上古中国东部和西部文化之差异。
贾湖遗址和贾湖遗址以后的豫东、山东、淮水流域的诸多遗址，象形文字都很发达，象形文字甲骨也有大量的发现，如大量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骨刻文被发现。这是上古中国东部的文化现象。
殷商作为上古中国的东部居民，在东部习俗的影响下，形成了在甲骨上刻字的习俗，并用之于占卜，是文化习俗使然。我以前说过，殷商是东北的玄鸟氏南迁后演化出来的，商族群一直生活于东部，他们也可能没有在甲骨上刻字的习俗，所以殷墟以前的商族群遗址，也不见文字甲骨，后来进入黄河下游地区受东部文化影响深刻，形成了在甲骨上刻字的习俗。
而在西部，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等一系列遗址，象形文字少，符号文字多（高庙例外。高庙是图文。我说的象形文字的前身就是图文），出土的多是陶刻。所以作为西部族群性质的夏族群，有陶刻的习惯，也就不能肯定他们没有在占卜甲骨上刻写文字的习惯。
从另外一个角度推测，夏代可能也有大事铸鼎的习惯，《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九鼎成为传国之重器，《墨子·耕注》说：“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
九鼎上镌刻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也未见有九鼎铭文之说。所以夏代也很可能的确没有在占卜甲骨和青铜器上铭文字的习惯。
所以，夏代可能发现不了占卜用的文字甲骨。但是一定可以发现占卜甲骨，有没有卜骨文字，还是要期待考古发现。
既然王者之决用占卜，占卜用甲骨，夏朝有占卜用甲骨的习俗，那么无论如何是要发现占卜甲骨的遗迹才能定为王者之居，是王者之居，才好意思说是都。
我是相信司马迁的，既然司马迁对夏代用龟甲占卜是肯定的，所以我坚信夏后之居必伴随有大量占卜甲骨的发现。只有发现大量的占卜甲骨（不一定有文字，也不一定没有文字）的地方，才可能是夏代之都或夏后之居。
我说过文字也是祭祀的需要，古人曾经以陶器为礼器，所以作为礼器的陶器上就有刻文或刻符。商代之占卜与祭祀实际是连在一起的，有占卜就有祭祀，所以商代占卜用的甲骨实际也是礼器的作用，上面有文字与祭祀也有关系。
夏代以玉为礼器，祭祀很可能用玉器作为礼器，其祭祀文字应当刻在玉器上，这一点我是非常肯定的。但是祭祀时玉礼器会被投掷于火中焚烧以达到奉献或沟通祖灵或神灵的目的，只是经过烈火焚烧后，玉器可能也就毁了。但万事都会有幸免，总会有遗留。另外，夏代值得纪念的事情也可能刻写在玉器上，这就是玉简文。民间流传在夏代玉器上发现夏代文字，当不是空穴之言。我也说过，夏代、商代，通行的文字载体应该是竹简或木札，还有帛布，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如《尚书.周书.多士》“维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都记载了夏商是有典册的，即夏商是有文字的。现在考古发现的竹简是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布帛是汉代的。
【黄饮冰2018年1月23日随笔。2019年2月1日星期五重新编辑和补充。本文原标题：《集中发现夏代占卜甲骨的地方，才是夏朝都城或夏后居住之城》】
二、石峁城出土的百余片卜骨证明：石峁古城具有夏都（居）之城的资格或地位，当是夏启位列诸侯时期的封国都城
石峁皇城台出土的卜骨读到《中国史前规模最大城址集中出土百余片卜骨》的网文，说是“记者3日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目前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石峁遗址”皇城台附近，集中出土100余片卜骨，专家表示可能暗含了皇城台的信仰和宗教功能。”。
还记得我的论断吗：有卜骨集中被发现的古城池，才可能是夏后之都（居）。那么集中发现卜骨的石峁古城，很可能就是夏后之都（居）了！皇城台应该是夏启进行占卜祭祀的地方。不知道这发现的100多片卜骨是否有文字刻符，如果卜骨上头有文字，就更能证明石峁古城是夏启之都城了。
我也说过，大禹和夏启是两回事。大禹属五帝，夏启才是夏朝的建立者。夏启有独立的势力，有独立的氏族国家，也有独立的都城。既然在石峁古城附近的皇城台发现100多片卜骨，那这里就一定是夏启的占卜台。我对于石峁古城是夏启的都城，也是夏朝第一都的判断，就是成立的。司马迁说，夏朝、商朝、周朝都是占卜的，夏商两代的习俗是占卜用的甲骨是丢弃的，周代有收藏占卜龟甲的习俗。丢弃在哪里呢？古人有挖垃圾坑的习惯。垃圾坑的存在，无意造就了夏商被丢弃的占卜甲骨集中在一起的结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表示，100余片卜骨的集中出土是重要收获，或许暗含了皇城台的信仰和宗教功能。
今天黄饮冰直接告诉大家，100余片卜骨的集中出土，宣告了石峁古城就是夏启的都城，也就是夏启的龙兴之都。
根据历史记载，大禹处于帝位时，一方面按照禅让制度选择皋陶为接班人，皋陶不幸死亡，又选择伯益为接班人。另一方面给自己的儿子启以很大的权力和势力，为夏启武力夺权创造基础。那么夏启的封国在哪里呢？现在看来，石峁古城正是夏启的封国所在。
大禹死后，夏启从石峁城入陶寺城（尧舜禹时期的中国）驱赶了在陶寺城摄政并准备继位的伯益，接着灭了有扈氏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家天下的夏后氏宗族统治国家—夏朝，国号夏后。
夏启驱逐伯益示意图在时间上，石峁古城遗址距今4000多年，与夏启夺权的时间相当。石峁在陶寺之西，距离长城也十几公里，处于游牧与农耕交接地带，是陶寺的陶唐、有虞与大禹王朝向西向北防御的重点地区，在此建城本来就是确保陶寺的安全的。在大禹成为中国之帝的时候，这个重任由大禹交付给自己的儿子启是很合理的。夏启在大禹统治期间成为石峁城的主人，合理性十分之大。用线线思维看远古史的人，当然理解不了！另外，在起源阶段，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划分。
【黄饮冰2018年2月10日随笔。本文原标题《石峁古城是夏启之都城，也就是夏朝第一都城》，再发时改成现标题】
三、石峁古城是夏启封国之都是很有可能的，线线思维当然难理解！
对于夏朝来讲，夏后氏是主体氏族，处于统治地位。但是夏后氏在不同时期在上古中国各氏族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神农和黄帝时期，夏后氏是一个被统治的二级氏族；在夏朝，夏后氏就是统治氏族。鲧和大禹是夏后氏的统治者，但又是帝尧、帝舜的臣属。夏后氏作为一个古老的氏族，有其独立的发展历史，这个历史恐怕有成千年到上万年。其实帝尧所在的陶唐氏、帝舜所在的有虞氏，都有成千上万年的自己氏族的发展历史，在某一个时期成为了中国的共主——成为居统治地位的氏族。而且这些古老氏族的统治者，也可以由接受天下共主的派遣而来，就是原来的统治家族被天下共主废除，由天下共主派新的人来统治同一个古老的氏族。这种对古老氏族进行统治家族的更换，在黄帝时期是常态。都说是黄帝的后裔，其实黄帝哪来的那么强大的生育能力，黄帝及其后代可以派自己的后代去对一部分古老氏族进行统治阶层的改造，但并改造不了全部，所以多数的黄帝后裔并不是血脉后裔，而是以“认祖归宗”的形式拜认黄帝或某一位黄帝的后代为祖而归并到黄帝族群罢了。这实际就是“血族统治”或“种族统治”，建立血缘或宗族关系而实现国家对地域的统治，这是中国上古政治的基本特色。中国上古之政治既残酷又温馨，残酷的是“铁血征伐”，不服的氏族不仅被亡国，还要被灭族或换种。臣服的氏族，就是“认祖归宗”，把自己的祖先撤下来，以别人的祖先为祖先、以别人的父亲为父亲。中国的上古族系就是这样被归并到黄帝系统的。我们明知古史中有多个体系，但是最后都变成了黄帝的后裔，原因就是以上所述。
我在《皇皇者华.姓氏和邦国》中，进行过详细的论述。中国古代国家的实质是氏族国家，我简称为氏国，氏国是从姓氏集团国家化而来，氏族统治是基本的统治手段，“认祖归宗和铁血征伐”是实现诸族共和或协和天下的根本途径。
实际上，在上古氏族国家体制下，“监”和“质”是基本的统治手段。“监”就是处于天下共主地位的最高统治氏族派自己或自己的儿子到二级氏族国家去行使“监察权”，确保这些二级氏族接受天下共主的统治而不生变异。“质”就是二级氏族国家派自己的儿子到天下共主的身边，为天下共主服务，当办事大臣，实际就是“人质”。这种体制至少在黄帝时期就已经完备了。
再结合夏后氏来看，夏后氏实际就是“司夏氏”，就是“主管夏图腾祭祀的氏族”，也就是奉守夏图腾祭祀的氏族。夏图腾是什么呢？我反复在说，夏图腾就是“人面鱼纹图”。所以夏后氏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夏图腾是古夏人的图腾，简单说夏图腾就是“头崇拜”，祭祀用动物头甚至人头。所以有猎头风俗的族群，都与古夏人有血缘或文化上的联系。这样一说，就知道夏后氏的血缘底子，是古夏人。在女娲伏羲领导中国的时候，夏后氏是女娲伏羲族群的一个氏族，所以说夏后氏是女娲伏羲后裔也不错。在神农氏领导中国的时候，夏后氏是神农族群的一个氏族，那么说夏后氏是神农后裔也没问题。在帝尧时期，夏后氏的鲧服务于帝尧，夏后氏的大禹服务于帝尧和帝舜，把夏后氏归并到黄帝后裔同样是合理的。最后大浪淘沙，黄帝成为共祖，大家都认为是黄帝后代又有什么问题呢？这个“祖”的问题，实际与血缘有关系又没多大关系。
在大禹成为摄政和末代黄帝的时候，居于帝位的大禹当然也有权力对其他古老氏族国家进行改造。他把自己的儿子启派遣到某个氏族国家担任最高统治者也是可行的。比如大禹把启派遣到石峁古城当最高统治者，他把另外一个儿子派遣到有扈氏当最高统治者，都是可行的。最后夏启跟他的兄弟有扈氏打一仗，也符合上古历史之逻辑。如果你认为大禹在哪里，他的儿子就在哪里，你就想破脑壳也理解不了。夏鲧和大禹这样的神人，也可能是多代使用一个称号鲧或禹形成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帝尧定都于陶唐（陶寺），但帝尧的起源地却在东边的陶地（定陶），所以在菏泽也有尧城。那么有人以东边陶地的尧城否定西边汾水陶寺之尧都，就是不可理喻的。而舜崛起于民间，本人不是什么显贵的氏族之人，所以自己没有氏国，他就只能是“之中国践天子位”（《史记》语），就是到陶寺登天子位，而把帝尧的儿子丹朱封建在唐地（太原），后又把丹朱封到房（湖北房县）。大禹的父亲鲧就是“有崇伯”，大禹是在阳城登帝位，到陶寺（平阳）君临天下。大禹的统治中心在河南，地域在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颖汝地区。在传说中的“有夏之居”的伊洛地区，大禹的传说是很多的，这说明大禹是在河南的伊洛地区，但当时的政治中心在晋南，所以夏禹君临天下于晋南。
我说夏启被大禹派遣到石峁古城。道理何在呢？
先从有扈氏说起。有扈氏是大禹时期一个处于河西（相对于陶寺来说）现在的陕西户县一带的氏国。有扈氏开始并不属于大禹管辖。传说在大禹时曾发生过"攻有扈"、"以行其教"的战争，这就说明有扈氏是被大禹征伐过的古老氏国，大禹胜利了，就派一个儿子去做有扈氏的统治者，于是有扈氏就成了大禹的子国，相对于夏启来说，有扈氏就是兄弟之国。启继承禹的权位后，在钧台大宴各地氏国君主。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绝出席钧台之会。启以“恭行天之罚”的名义讨伐不服从他的有扈氏。所以《史记·夏本纪》有【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的记载。战争的结果是有扈氏被打败，夏后启灭掉了兄弟之国有扈氏。所以有扈氏与夏启原本不是兄弟，但是经过大禹对有扈氏的血统改造，有扈氏就成了夏启的兄弟。历史要辩证地有时间观点地去看。
石峁古城就是夏启发迹之钧台（皇城台）。石峁古城是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石峁古城的“皇城台”位于内城的偏西部，是一座四周包砌护坡石墙的方形台城。这个皇城台，可能就是夏启之钧台（仿造河南阳翟之钧台）。石峁古城，实际就是夏启兴起时期的钧台城，是夏启势力的中心。这个中心就很壮观了。
石峁古城的创建者不是夏启，夏启只是石峁古城的重建者和统治者。石峁古城是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这就透露一个信息：石峁古城可能不是一次完成建城工程的，可能是先建设的是皇城台，后建设的内城，最后向外再建外城。皇城台的建造时间在距今4300年左右。在夏朝早期（距今4000年）被废弃。这就说明，夏启不是石峁古城的创建者，夏启只是石峁古城的重建者和最终的统治者。石峁古城统治权易人的原因可能与有扈氏一样（禹攻有扈，将有扈改造成自己的子氏族），是大禹把石峁古城连人口带城池给了自己的儿子夏启。所以夏启夺取政权后，回到了阳翟，建立了夏后政权，然后入冀都，君临天下。
石峁古城的居民的种族属是古夏人。从石峁古城出土的“石雕人面像”和遗址中的“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看，石峁古城的居民是古夏人。“石雕人面像”的源头就是“人面鱼纹图”，“人面鱼纹图”是古夏人的图腾——夏图腾。“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是由夏崇拜延伸出的头崇拜的实物表现。石峁古城的原始建造者是古夏人。大禹之夏后氏实际上也是古夏人的一个支族。
从传说来看，距今4300年的这些中国西部城池，可能与神农氏北进有关。神农氏在距今4300年离开江汉之石家河古城，是去帮助颛顼与共工氏争夺帝位的。这以前说过了。
夏在西，是说古夏人兴起于上古中国西部。这是古夏人的文明密码。但是现在一西就西到了西亚。是很可惜的事情。夏在西，这个西，是中国西部。
【黄饮冰2018年2月13日星期二】现在考古发现的石峁古城是二次重建，这为夏启重建石峁城提供了依据。城墙里的镶嵌的玉器是镇邪用的，用石雕做城基，是祈望城池永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