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的伟大创举”——朱德总司令当年视察甘肃时的题词！

盼 水

我叫赵廷俊，一九四三年生，中共党员，甘肃省会宁县白草塬镇九百户村人。

大家知道，历史上会宁就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我的家乡白草塬更是如此。自打我记事起，这里经常是十年九旱。遇到灾年，更是长年少雨，庄稼绝收，人无粮裹腹，畜无草饲养，就连人畜饮水都很困难。记得一九五三年从春到夏初一直滴雨未下，我天天赶着毛驴四处讨水。农历六月底，有一次我在草滩乡断岘村要了一驮（毛驴驮着两只大木桶）水，回来途中走到我们邻村赵家油房时，天下起了大雨，我知道这下不用为水发愁了，就把两桶水倒了，快速赶回家往水窖里收集雨水。五十年代，在缺水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要跑数十公里到下过阵雨的村庄去要水。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大多数人家陆续有了架子车，人们在车上架个大煤油桶，把邻村涝池里用来饮牲畜的被牲畜粪便和杂物严重污染过的混浊不堪的水运回来倒进水窖进行沉淀。从窖里打上来后，又在水缸里加一些明矾或是苦杏仁粉进一步沉淀，稍显清纯才能饮用。“滴水贵如油”的说法在这里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县里有了汽车。每到缺水季节，县里便会派汽车拉水供应村民。因为当时没有专门的运水车，只能在卡车上架上几十个大煤油桶，从黄河靖远段取水，再送到村庄里。由于油桶留有残油，水面漂着一层油污，就这样的水依然供不应求。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人每天只能供应4斤这样的水。

五十年代的会宁，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劳动完全靠人力畜力。当时我家因人口多劳动力少，而我父亲又是农业社干部，常年在本社各村奔波，组织集体生产和救灾工作，顾不上家里的农活，我又是家里的老大，因此我在河畔读完高小后，便辍学回家干农活。

一九七一年，当时的定西地委、行署在省上的支持下，启动了造福旱区的靖会电力提灌工程。历经五年的苦战，于一九七六年把黄河水经靖远南部一带，引到会宁县北部的几个乡镇，不但解决了受益区多年以来的缺水问题，而且为这一带的发展以及后来的易地搬迁安置奠定了基础。

1958年，甘肃，民工们利用轳辘将低处的土运到高处，既快又省力。茹遂初摄。来自：【图像记忆】茹遂初：1958年引洮河水上山。

引 水

一九五八年春天，听说要把洮河水引到会宁。当时才十五岁的我，也谈不上有什么远大理想，只是觉得真能引来洮河水的话首先就有水喝了。有一天，听村里一个在关川修清水渠的人讲，会宁县的头寨子办了个水利技术训练班，招收有些文化的年轻人培训。得知这个消息，我便赶到那里去报名。到了那里，才知道人家已经开班有一段时间了。他们见我年龄小，身单力薄，不肯收我。后来我找到培训班的负责人，也是后来任会宁县委书记的王君党同志，软缠硬磨，总算把我留下了。我们学的是初步的水利勘测技术，历时两个多月。学习班结束后，我和一拨去引洮工地的民工，背着行李，步行了八天，才到达目的地渭源（渭源当时属陇西县的一个公社）。

引洮工程在当时堪称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在渭远的会川设有“甘肃省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局”，下设会宁、靖远、陇西、榆中、通渭等县工区。每个县工区又分若干个施工队 。会宁县工区有九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五、六百人，大队又下设若干个中队。当时的规划路线是从岷县的古城经会宁、定西、通渭等地修通渠道，最终到达庆阳的董志塬，实现一路通水，可见路途之遥远，工程规模之浩大。当时的古城水库工地上根本就没有工程机械可用，施工完全依靠人力。工程项目是修建拦河坝，因为那时做不到电力提升，只能是筑坝拦水，提高水位后实現自流。为了降低工作量，沿途只能遇山绕道。大部分的石山开掘难度很大，只能用炸药爆破后再用人工搬运土石。就是这样，世代饱受干旱之苦的甘肃人民用蚂蚁啃骨头的韧劲，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改天换地的浩大工程之中。

工程初期，全部是用“二人抬”搬运土石方的。所谓的“二人抬”就是两个人用一根抬杠抬一个装有一百多斤土石的柳条筐进行搬运。记得当时的口号是″实干苦干加巧干″。后来有了木制独轮手推车，就已经比"二人抬"省力多了。再后来，民工们还发明了“旱冰船”——就是用圆木破成两半制作一个架子，圆面当作滑轨，冬天在山坡地上开槽灌水，形成溜冰槽，把装士石的大木箱架在架子上，通过滑轮由绳子牵引，在溜冰槽上自上而下地循环滑行。每个木箱可装载一立方米左右的土石，大大提高了工效。最初时，由于它的结构不够合理，难以控制，曾有民工的胳膊和腿被夹断过。经过几次改进完善，这"旱冰船″用起来便得心应手了。

当时我在九大队当技术员，我的全部装备包括一架经纬仪，一架水平仪和一根花杆（高程测量常用的器械），再就是记录本和书写笔了。我每天奔波在上湾后山的山林中，用仪器观测，沿桩号划线指导民工们开挖。施工中，我们会宁县工区的党委书记窦宪琛和工区主任马耀江同志经常深入工地一线检查、指导工作，关心过问民工的生活，解决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1958年，甘肃，在急湍的洮河岸边进行测量。茹遂初摄。来自：【图像记忆】茹遂初：1958年引洮河水上山。

我所在的九大队，队部设在上湾村一家农户的院内，大队长是张希孔，书记是李克勤，会计叫姚平，我又兼统计工作，每天晚上电话向工区汇报工程进度。有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由于工地土质坚硬，又多是岩石，施工中多半要用到爆破，而工程局派发的炸药又有限，民工们就自己烧木炭，自己熬硝（黑火药的配料——硝酸钾）制作炸药（其实只能称其为黑火药并非炸药，是用于制造鞭炮和土炮用的原料，所谓一硝二簧三木炭就是这玩儿)。其爆炸威力很小，用它炸石山基本没多大作用。当时九大队有个叫叶秉忠（白草塬乡杨武家村）的民工，是个制造炸药和爆破的能手。我对爆破很感兴趣，就求他教我爆破技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只能在中午民工收工吃饭的空档，到现场实际操作放炮爆破。

工程是浩大的，工作是艰苦的。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后来在施工中曾用过一些架子车，但使用时间不长就因为缺少备用的车胎和滚珠等维修配件已无法再用。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当时的会宁县县长冯琯同志因在反右倾运动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来到了工地，被安排在木工厂做些杂活。他利用在任期间的老关系，到兰州购来了许多维修架子车的配件，解决了当时制约工程进度的难题。这本是干了一件大好事，却被错误地以“套购国家紧俏物资”之罪判了刑！

民工们的生活也是艰苦的。一九五八年开工初期口粮是不限量的，到了十月份定量为每人每月60多斤。60多斤粮，没有蔬菜和肉食，对于干高强度体力活的年轻汉子来说，根本就吃不饱。会宁县上曾多次派慰问团带着白糖、大肉，赶来一批生产队退役的老牲畜宰杀给民工改善伙食，可见县领导对民工的生活还是挺重视和关心的。但对长期干繁重体力活的民工来说，这点改善只是杯水车薪。

一九五九年春天，我被调到会宁工区当通讯员（党委的通讯员是孙彦昌，现已八十六岁，于白草塬乡政府退休，依然健在）。期间省供销社派了马维伦同志带来全套设备给民工们放电影，县电影队也派何立仁来工地。过了一段时间马维龙被调回，我又被安排到工地的新华书店，与何立仁的电影队组成了会宁县工区宣教队。我们白天上工地卖书，晚上给民工们放电影，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我们会宁工区在漫坝河上修建了一座几十米长的渡槽，全部用石块砌成，由当时在会宁工区工作的会宁籍书法家刘玉衡（年代久远，可能名字记的不太准），题写了“漫坝横渡”四个大字，在石块上雕成后刷了红漆，颇为壮观。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成立了“引洮工程局党校”，我又被调去党校工作。党校设在渭源原贸易公司大院，有很多大仓库可作教室，后改为干训班，直至引洮工程下马。“中共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局党校”初建时就比较正轨，大会议室前悬挂着“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的条幅，这也是党校的办校宗旨。校长是抽调来某地委的领导干部（姓桑，名字记不清了），他积极主张学习红军在陕北的“南泥湾”精神，开展生产自救，并带领全校师生在渭源的的东南山上开垦了近百亩荒地，成功种植了一茬小麦，一茬洋芋，给全校师生提供一些伙食补助。桑校长调走后，新来的校长是个抗战老兵，陕北人刘长德，引洮工程下马后他回到了省里，我也被调到省委招待所工作。因为第一期学员全是脱产干部，囗粮标准低，又逢上面统一减少干部口粮，所以自已动手种出来的那部分粮食，对解决当时的口粮困难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六零年困难时期，党校干部们的口粮标准由二十八斤一下降到了十七斤。党校后来改成了“干部学校”，基本是从民工中招收干部，虽然他们口粮标准稍高点，（每人每月50多斤）但还是需要一定的补贴。当时我是管灶的，好在渭源的野菜多，半是野菜半是粮的糊糊干部们还是能凑合吃饱的。当时我们党校有一挂从渭源的会川往施工基地运输生活用品的马车，随车配有四匹马，每匹马每天供应八斤料（高粱、青稞、洋麦等），我就和领导商议，把这些马饲料加工成炒面分给单位职工，解决他们口粮不足的问题，有了这些炒面，我们的四十多位教职员工因此少挨了些饿。马的饲料问题我们另想办法解决。我们以每斤几分钱的价格，从当地农民手中收购他们割来的野草喂马，倒也把马喂的很壮实。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引洮工程虽然进行得十分艰难，却也机构健全，体制合理，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广大民工勇于出力流汗，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的景象，令身在其中的人和前来参观的人精神振奋！

工程下马

就这样，引洮工程在面临多重困难的环境下维持了两年多。后来，由于财力物力无法支撑，开始逐渐减人裁员，最终在一九六一年不得不宣告工程下马。工程局起初成立的党校和后来开办的干部学校等机构，也都宣布撤销了。

曾经有许多人问我:“你们把洮河水引到哪儿了？”我该怎样回答呢？当时工程局以下的五、六个县工区，每个工区划定一大段，分段施工，类似于现在的分标段施工。以会宁工区为例，从会川以下的漫坝河起一直延伸到陇西的北寨地界，几十里的渠线，每个大队又划定一小段，各小段又是在高山上去修筑平台（很多地段为石山，施工相当艰难），再开出约十几个秒立方容量的渠道。各大队区段、各县区段虽有已经成型的渠道，但由于是分段施工，进度不一，彼此之间从未贯通过。这样零零散散的半拉子工程，能通水吗？这也就让我无法回答″水引到哪里去了"的问题。

启 示

引洮工程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但冷静地思考，当时在国力有限，资金缺乏，一无技术二无机械，未经周密评估论证的条件下，仅凭一腔热情而仓促上马，确实有些盲目。加之特大自然灾害的到来等多种原因，半途而废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任何事情，不能从实际出发，不量力而行，不论你怎样努力，最终的失败将是必然的。令人欣慰的是，宏伟的引洮工程下马了，但它给后期引洮工程的重新开启和成功，无疑是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教训，我们这些当年的引洮人和甘肃所有干旱地区的老百姓的引洮梦终于在祖国逐渐富强起来的今天实现了——二零一四年年底，甘甜清冽的洮河水通到了会宁的各个山村。当年的引洮工程虽然最终未能完成，不禁令人唏嘘，但当年我们的忘我劳动，艰苦奋战的经历却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念，是我们每个参与者人生的一大财富。直至现在，当年引洮工地的场景，总是在我的梦境里挥之不去；当年的老领导、老同事等熟悉的身影，成为了我一生中永久地记忆。是那段经历磨炼了我，使我在此后几十年的工作中，能够勤勤恳恳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六十年的记忆，成为了我一生的怀念；未完的夙愿，虽然久久不能放下，却也荡气回肠，令人感叹！当初的设计，全程一千多里的引洮工程若能完成，将会在甘肃大地滋养千里沃野，万顷良田；比起只有七十公里流程的红旗渠，将会更加宏伟壮观，使的这块古老大地更加夺目绚烂！

(文中事例及细节描述，因年代久远或记忆出错，难免疏漏和谬误。不妥之处，望鉴谅！)

赵廷俊

2022年11月5日

作者：赵廷俊，会宁县白草塬人，中共党员，一九四三年出生，曾先后在引洮工程、甘肃省委招待所、白宝铁路建设指挥部等处供职，后在会宁县电影公司任职，退休于会宁县草滩乡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