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散而毫无组织和纪律，这就是在古巴岛上的苏军的状态，也许我们从一个班一个连的角度看，他们的内部组织纪律性都是很好的，但是就他们的领导者而言，他们的状况是极其混乱的。参谋和司令之间经常吵嘴，气得司令自己也当甩手掌柜，自顾自的打球去了，而底下的这些参谋他们自己也没有权限处理，所以只能让军队处于“底层自治”的混乱之中。只能说，在保证必要的集权的前提下，要尽可能的使用专业官僚去负责事务，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任命亲信，这样做往往会搞砸事情，普利耶夫就是这样一个搞砸好戏的演员，他在搞砸事情这个方面确实是个称职的将军和演员。

而且在值守上忘乎所以，恣意自专，还带着酒蒙子特有的那种盲目乐观主义情绪，虽然已经意识到事情可能出现问题，但是他就是装瞎，就是看不见，在那里自欺欺人；而格里布科夫的情况更特殊，他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轻重不分，认为核威慑是可以实战使用的，所以极力要求赫鲁晓夫隐瞒这个核存在的事实。反而在常规武器使用上小心翼翼，或许在他的脑子里认为只要局势紧张，事情就一定会往军事解决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典型的军事匠术压倒了战略威慑理论的现象，这一点在小毛奇和老毛奇对战术认识方面的差异上也可以见到，总的来说，施里芬计划是对老毛奇指挥艺术的一种堕落，仅仅考虑军事模态，对于非军事之外的战略威慑和其他方面根本不存在有效认识，就像格里布科夫，他认为与其理解繁琐复杂的威慑理论，不如做好最终作战的准备，这种极其消极的态度使得苏联严重限制了自己的战略腾挪空间，导致最终赫鲁晓夫自己也被稀里糊涂的带到沟里去，丧失了生米煮成熟饭的机会。
技术官僚在执行局部任务时是有用的，但是技术官僚的上层是需要充分领会决策层的意志的，否则他就不可能真正把自己有限的技术能力拓展为指挥全局的任务导向型能力，也就不可能完美的实现决策层的意志。决策的时候可以参考技术官僚提出的局部性意见，但是对于最终目标的执行这一点，始终不能放下，否则的话就会让工具成为目标，失去对原先既定目标的追求能力。偏离了目标的子弹是不可能打中靶心的，在执行过程中也是，即便你采用了费边战术，但是如果你把迂回而不是歼灭敌人当成最终目标，你还是会输掉战争的，因为迂回是工具，歼灭是目的，而不是在迂回的路上把迂回当成目标。

格里布科夫的一些意见就有这种意味，尤其是不允许击落美军侦察机的指令。10月28日危机解除，而在10月27日的时候萨姆导弹击落了一架U2侦察机，飞机驾驶员鲁道夫少校当场毙命。这个时候格里布科夫到底在想什么呢？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很显然，他对于能在美军派登陆舰入侵古巴的时候用热核武器打击美军很感兴趣，而完全不顾北约可能在福尔达走廊和其他地方发起对等报复，即便在迈阿密和坦帕乃至东海岸的所有重要城市发动核打击，这场战争就真的胜利了吗？我想不是这样的。哈瓦那也不会这么想，最早古巴并没有提到要部署苏联的战术核武器和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在苏联的各种软磨硬泡下同意了，卡斯特罗在发给苏联的报告中提到美军可能在24-72小时内入侵古巴，这一点其实已经表明菲德尔本人也心有余悸了。
在执行封锁的过程中，美苏双方都表现得十分克制，即便出现“非常情况”，美国也没有敢于做出更激烈的行为，基莫夫斯克号在靠近500英里封锁线后的2点33分收到了苏联的无线电指令，掉头离去，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把所有船只都开走，除了一些民用和非敏感设备的船只通过，有的船也并不配合登船检查，直接驶入古巴的港口，美军也没有尾随或者发动攻击。最早美海军拟定的封锁线是800英里，这条线经过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的修改缩短了300英里，麦克纳马拉为了执行总统的意志和安德森上将经常发生口角，尤其是在针对苏联潜艇的问题上，当得知海军堵着苏联潜艇不能上浮充电时，麦克纳马拉表现得非常不满，甚至将海军的方案“轻蔑的推向一边”。
这和我们之后在一些科普读本中所遇到的介绍大相径庭。双方在真正开战的问题上还是遵循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表现得异常克制。最终公开提出土耳其导弹问题时，其实美苏对此都不是很上心，只有土耳其非常在乎，在整个10月的绝大多数时间内，克里姆林宫在应对美国反映的主席团会议中就根本没提过这件事，朱庇特导弹对苏联构成的威胁远比华约对土耳其和北约威胁小得多。而美国也只是认为作为交换筹码，土耳其会咬定不答应是个麻烦。他们自己后来在1963年还是清除了朱庇特系统，代之以在东地中海游弋的搭载北极星潜射导弹的核潜艇。此举让土耳其非常难堪恼火，这证明，只要当时赫鲁晓夫不是为了图省事公开发表，美苏私下交易其实是可以谈成的。美国方面比较失误的一点就是对于9月19日就有迹象表明苏军部署导弹的信息置若罔闻，而直到危机快结束了才知道岛上有核武器，然而愚蠢的尼基塔和他的幕僚们决定不公开这些核武器的存在，还美其名曰避免走向“战争的逻辑”。

格雷厄姆艾利森举了另一个例子，那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军派出的B17轰炸机到菲律宾等西太平洋沿岸岛屿威慑日本的举措，其实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日本照样还是南进；而珍珠港本身是有问题的，是不是史汀生和小罗斯福的阴谋都不好说，不能把决策层故意为之的因素排除在外，这是不科学的，决策之中也不排斥阴谋，毕竟像古巴导弹危机这样档案几乎全都抖露出来的历史事件少之又少，我们不可能一直等着档案解密，瞎猫碰到死耗子一样的干等着，守株待兔的思想是解决不了燃眉之急的，决策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而人的信息储存和接收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可以把组织行为模式考虑进来，但是不可能真正放弃理性行为体模式的分析范式，理性行为体、组织行为、政府政治几种模式是并存而共续的，不是单独哪一种发挥作用，这在秋日书札第一则：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三种外交决策分析框架、古巴导弹危机第一则：赫鲁晓夫看重的不是军事和政治问题和古巴导弹危机第二则：苏军古巴集群执行不力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中都有所提及，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