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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成语

许明:华夏审美风尚史方法论(下)

2023-05-06 21:54:18

许明

作者简介

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社科领域领军人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民俗学会副会长,《社会科学报》社长、总编,上海社科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思想文化发展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文学评论》等杂志编委,中国文化基金会博陵第·元瓷文化研究院顾问。

内容提要:

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历来都是哲学家,美学家及其它文化人写的“美学思想史”,基本都是历朝历代的关于美的言论史。国外的一些美学史也是这样写法,显然没有反映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审美实践。《审美尚史》的构想出于这种历史反思並最终完全了十一卷本的全书,获国家图书奖。本文是全书的方法论阐述。

关键词:审美话动、尚、文化共同体



第三节 描绘的历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两种意义上讲,它是合理的。首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书写和阅读的。所以,表述历史的过程,就是渗透了当代人的意见和情绪的过程,它无法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其次,一切历史都是可以被重写的。不仅是新的史料不断地被发现,而且由于人的认知水平的不断充实和提高,重写的历史将以新的面目呈现出来。“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从来就不曾真正地分割开。 从这个立场出发,一切历史都可以被认为是人们的一种塑造——当然是在尊重客观事实之上的塑造。这里讲的塑造是指人们驾驭史实的方法,表述的样式。已有的历史著作在容量上都是有限的(一卷本或多卷本),而一切的历史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无限的。所以,历史著作不能不是对历史本身的有意识的一种剪裁。撰写任何历史类的著作,首先都有个历史观、历史学方法论问题。

据陆象淦所著《现代历史科学》一书介绍,现代史学的主要方法论共有三种:整体化趋势、计量化趋势与模式化趋势。

风尚史作为学史研究的一种范型,迄今没有先例供我们参照。已出版的几部中国美学史,总体上看是中国美学思想史。它的构架比较传统、明晰,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研究比较接近。 而各种类型的文化史,虽各有特色,但又不能替代审美风尚史的特别的表现内容和方式。如韦姆斯特与布鲁克思合著的《西方文学批评史》,基本上以人物为主线,以人物在批评历史上的独特贡献为基本内容,将西方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显现了出来。它的特点是以介绍思想为主,而思想与思想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方面,则缺乏研究和界定。 《剑桥中国明代史》,是著名的剑桥通史的一种,该书的特点是以时间顺序分章,各章内容以帝王活动为中心,这是掺杂着思想、文化、经济研究的单独篇章。这种构架是有中心的散点透视,完全不同于教科书式的叙述。企图从这部书中获得一种社会、时代的明晰的总体观照是不可能的,但能从它的各章中见到不少独到的看法。这可能与各章由不同作者分别执笔有关。 熊铁基著的《汉唐文化史》在构架上颇有特色。全书分总论篇与分论篇。总论篇以勾画宏观轨迹为基本内容,并凸显了作者对汉唐文化研究的理论识见;分论篇分五章加以叙述,分别论述了家庭、经济、社会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包括了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此书的弱点是两个部分缺乏有机的联系,分论部分类似问题研究,缺乏史的线索。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史》是一部具有理论特色的、有初步系统的历史意识的专著。该书导论讲理论与方法,阐明了文化史研究对象、文化概念、文化结构、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地位等,可以看作是一篇方法导论,这在历史研究,特别是文化史研究中是不多见的。 此书上篇“中华文化生态”,在宏观上将中华文化产生的地理背景、人文土壤、社会结构等作了分析,给史的描述作了背景式的铺垫。从史的叙述来讲,作者着重抓住能代表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特殊现象,八方论述,立体交叉,使得内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格局。该书的问题仍是衔接欠妥,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代与代之间过渡的机理缺乏交代。所以,该书名为文化史,实质上可以看作是一部真正的有机的文化史的准备阶段的著作。 综上所述,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文化史研究的现状,在中国学术界,是有很大的反差的。现代历史科学坚决拒绝无主休的罗列式的“史学”研究,从新历史学派开始,史学研究的格局绝对地要求有明晰的指导思想与方法框架,有历史哲学的意识。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学者是无法回避这一切的。我们进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在基本的方法上遵循以下的原则是无可非议的: 1.确立“审美风尚”有一个“史”的发展过程。这不仅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而且也是新史学等理论家的共同起点。“新史学”要回归历史本身是完全可取的态度。 2.“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展开,第一个必要前提是提出问题。”(布洛赫)华审美风尚史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华审美风尚的核心特征? 3.审美风尚史的广泛的包容性要求研究进行全景式与立体交叉式描述,使材料尽可能忠实地凸显风尚形成的真实的历史过程与问题的本来面目。 华夏审美风尚史的研究目前处在空白地带,在展开系统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对相关的领域进行界定。 《简明大英百科全书》“文化”条载:文化(Culture)是人类知识、信仰与行为的综合形态,其范围包括语言、信仰、习俗、梦忌、规范、制度、工具、技术、艺术品、礼仪、仪式及其他构成部分,其发展依人类学习和知识及向后代传授之能力而定。台湾《当代国语大词典》“文化”条载:指一个民族由野蛮进化到文明,其间所有的生活表现方式,包括宗教、道德、艺术、科学、法律等综合体,谓之文化。 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化”正式作为专用名词使用,是在西汉之后。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也。而后武力加焉”,“设神理以景欲,敷文化以柔远”等,虽不是具有严格的现代意义上“Culture”的解释,但也离本义不远了。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被众多学科所探究、阐发,是在近代欧洲展开的。进化论者、传播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功能学派都给“文化”下了定义。定义虽多,但文化的广泛涵盖性却是共同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创造的文化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文化”这一概念所包藏的内容也愈益丰富,而对其本质的探究也愈益必要。由此产生了从文化机理的内部探究文化结构的需要。 从结构上看,文化可划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极。技术体系指人类加工自然造成的技术的、非人格的、客观的东西;价值体系指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而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又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文化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便是广义文化。 广义文化包括众多领域,诸如认知的(语言、哲学、科学思想、教育)、规范的(道德、信仰、法律)、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器用的(生产工具、衣食住行)、社会的(制度、机构、风俗习惯)等。 请注意这个观点:“将文化硬性地区别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其不妥之处还在于,作为人类化现象的文化不仅指人类创造活动的结果,而且还包括创造、分配、消费文化成果的过程本身。文化的某些表现形态,或者是指人类加工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尚处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之中,很难用物质与精神划然两分的办法加以归纳。” 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看,将文化分成包括内核与若干外核的结构层次: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它是一种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一个时代的文化集中体现在该时代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却更广泛地活跃在各种社会风尚间);心态文化层(由人类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构成)。 从各种角度对文化各层面的研究和剖析看,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研究的流派和理论。 从研究一个社会特定的审美风尚的角度看,它的核心应在行为文化层。风尚是由习俗、礼俗、风俗构成的。一种俗文化行为构成“风尚”,就意味着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倾向性,成为一种时尚。所以,由审美的、艺术的、情趣的习俗构成了行为文化层的审美层面。审美风尚研究的主要对象就在这里。 从审美的角度对行为文化层面的剖析看,涉及对“俗文化”的理解。从感性上讲,“俗文化”是根植于人的生活各个方面的实践的文化-生存活动。它受制于一定时期的人的社会生存意识的支配而外化为活动,同时又受到传统的习俗的限定。 但人们不能将俗文化理解为只是生活表层的“泡沫”,相反,俗文化折射着心态文化层的内涵。一个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特定人群的价值观、精神情趣等,深深地融合在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所以,通过对俗文化的分析了解,我们可以达到对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深入了解。同时,俗文化又与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密切关联,物质技术的发达程度与制度对一个时代的精神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审美风尚的研究也可以称为审美的民俗学研究。民俗并不全是审美的,如《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一书中,研究了卜卦、符咒、算命等风俗,这些并不全在审美视野之中;但民俗之中也有审美的,如巫术形式、民俗艺术、游览风俗等。当然,审美领域也并不限定于民俗,它应该包括更大的范围。如此看来,审美风尚史领域是民俗与审美两大领域的交叉之处。 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审美风尚的研究是极有前途的。民俗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历史只有一百多年,而中国研究民俗,也只有七十余年。 高国藩认为,中国民俗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人们今天的生活来探求潜流于人们生活深处的基本的民族特征,而且对于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来讲,还存在有无与伦比的民俗文献典籍。 而且,中国民俗学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只是研究那些平凡的文化较低的下层民众,即未受近代文明洗礼的民众之风习,而且也研究那些有教养、有文学知识、有较高文化的民间中上层人士的风习,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揭示我国民俗丰富的内涵,认识我国精神文明之由来。 而从美学的角度看,风尚史的研究将是一种文化的深层内核的有机揭示。美学研究作为一种理论探求,要求揭示现象后面的本质关系。 通过对审美风俗的研究,要求将一定时代、一个特定的社会的审美精神揭示出来并令其获得理论形态。这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现状是全新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审美精神,不能仅由一些理论典籍来限定。美是什么?美的理想是什么?审美情趣是什么?这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只有综合各方面的现状,才能将这一深层本质揭示出来。

第四节 范围和操作


审美风尚史的研究由于其边缘性、学科的交叉性,情况显得十分复杂。它既要顾及不同学科领域的对象,如民俗、风俗与艺术,又要注意到从实践出发,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种结论不是现成的美学史上关于什么是美的论断,而是从大量材料出发得出的理论性结论。 1.哪些材料可纳入审美风尚史的研究范围?审美风尚主要是从审美角度对行为文化层的研究。而构成行为文化层的内容的,则是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因此,我们就有了十分具体的研究对象。据著名民俗学家高国藩在《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一书中所列,与审美风尚有关的民间习俗类型有:A.宗教符咒(有鬼怪形象和符咒形式);B.风俗(巫傩、燃灯、浴佛节、拜新月等);C.民俗小调;D.游览民俗;E.建筑风俗等。 而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主编的《世界民俗学》中涉及的审美风尚的内容有:A.民间文学(含民间故事、传说、神话、笑话);B.民间音乐;C.儿童游戏;D.民间建筑及图案等。 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文化史著作中,看到对雅文学、绘画、书法、陶瓷艺术、纺织品、服饰以及婚丧礼俗的描述。这无疑都是审美风尚史的十分重要的内容,都可以列入行为文化层以及与行为文化层相关的物质文化层的研究系列。当然,一个时代的审美风俗是由民俗风俗部分构成的,而且也一定渗透了那一时代的理论美学思想的影响。如诗论、文论、美论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行为文化层的审美风尚。 总之,审美风尚研究的范围包括四个层次:第一,作为行为文化的习俗、风俗以及相关的民间艺术;第二,作为物质文化层面的建筑、雕刻、服饰、装饰等物质艺术;第三,作为精神文化层面的雅文化、雅艺术、诗歌、小说、绘画、戏曲、音乐等;第四,作为一个时代审美精神的理论代言的美学理论。 以上四个部分,组成了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的多层次多结构的立体画面。 2.能否界定一个时代总的审美风尚的特征及内涵?如果有,它与该时代的理论美学(如已有理论美学出现)是什么关系? 一个历史时代与一个审美阶段在民族精神发育上并不完全相等,但大致还是匹配的。两汉的艺术精神就不同于魏晋,隋唐也不同于晚清。 在文化史研究上,有人称秦汉文化是“礼文化”,而两宋文化却是“市井文化”的勃兴时期,不管这种界定是否科学,一个数百年相对独立和稳定的时代的文化(包括审美),具有一定的特征,这是确切无疑的。 文化史证明:相对稳定和独立的文化样态不仅是历史上实存的,而且这种样态还具有内聚性和发散性。内聚,即它们通过种种中介,都可以达到一个大致相近的核心内涵,它们的风貌可以用被人理解的语言描绘出来,界定出来;发散,即这种内聚的内涵精神可以渗透到文化风尚的方方面面,在一个文化圈内,相隔遥远的不同种类的艺术样态可以具有大致相近的艺术精神。 当然,这种内聚与发散的规律比较复杂,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通过中介运动着。就唐诗而言,初唐、中唐、晚唐的风格与审美趣味都有差别,但作为唐文化,又有大致相同的共同含义,这就为我们研究特定的审美风尚带来了操作上的复杂性,这使我们必须注意到不同层次的文化单位的相交相叠发展而形成的复杂而丰富的画面。 一个特定时代的审美风尚的被描述与在一个特定时代形成美的理论说明,其间有多种过渡。就问题的本质来讲,这是审美观念的金字塔结构的一个显现。一切审美风尚与对事物的美的评价,都是人的审美观念的外化与美的客体的对应产物。所谓“金字塔结构”,即审美观念的多层次结构。 在最顶端,是关于美的,最抽象的观念与本质定义,如“美是理念的显现”“美是快乐的对象化”“美是形象直觉”“美是典型”等,而在其下,是分别关于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技术美的具体观念,在这四类美之下则是更具体的审美观念,如:艺术美可分别界分为绘画美、音乐美……“审美风尚”与在审美风尚中透晰出来的审美观念,是非常具体的,所以,不能将某一方面具体的审美观念当成一个时代审美精神的理论概括。 而更大的可能性是,该时代的哲学家都做了这样的概括——当然,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这样的概括是不多的,更多的是二级、三级的审美观念的表达,如诗论、画论、乐论等。因此,理论美学的一些界定只有通过具体分析才能与具体的审美风尚史研究结合成一个整体。 3.结构上如何把握审美风尚的发展脉络?既是一部史,就有史的发展轨迹,代与代之间,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之间,一种文化范型与另一种文化范型之间的过渡如何把握?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发展的逻辑轨迹。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人们就要问:审美风尚有发展轨迹吗?或者,先从一般理论上来考察,文化发展到底包含着哪些因素并足以构成研究审美风尚史的参照。 一种特殊的文化史的发展线索,实际上就是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的一种传统的变体链,也就是说,围绕着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一条时间链。 这样,一种宗教信仰、一种哲学思想、一种艺术风格、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既发生了种种变异,又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渊源、相近的表现方式和出发点,从而它们的各种变体之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锁链联络其间。 正是传统使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在代与代之间,历史阶段与历史阶段之间有了某种连续性。因此,我们对审美风尚史的连续性研究,其实就是对审美传统的研究。传统作为一种文化链,它虽有时间上的突变和中断,但它的连续性却是确切无疑的。 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当从更大的范围界定华夏审美风尚的传统特征。与别的文化圈相比较(如与印度、西欧,拉美),以汉文化为主的华夏审美风尚有一个大致确定的共同样态,这应当与汉文化形成初步样态是同步的。因为有了这个共同样态,才有了汉文化的审美特征和风尚内涵。 4.在一部“华夏审美风尚史”中,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如何处理? 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是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相互影响、交融的过程中形成的。先秦、两汉、隋唐各代,都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更不用说五代十国、元、清诸朝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华夏审美风尚”的研究应当不仅包括汉族,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风情、风俗。当然,今天的我们只能在可能的情况下收集资料,力图使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得到完满的展现。在这种构思条件下,当然不排除以大民族、多数民族为基本研究对象的方向。 5.本书各卷的结构如何体现既统一又有独立个性的关系? 这部多卷本的著作要求统一的是:对华夏审美风尚的总体把握的理论界定与发展脉络的分析并贯穿始终。各卷分别对该卷所描绘的时代的审美风尚做出与实际情况相符台的理论界定,并根据实际材料分章叙述之。叙述要求是:材料丰富而生动,有理论识见。历史感体现在具体材料的分析中。比如建筑风格的变化,小说文体的变化都要在“发展”的眼界中进行阐述,而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地铺陈事实。 以中国文化为母体的华夏审美风尚中蕴含的审美理想,当然是极为复杂的一个组合体,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去分析、描绘,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并不等于一个特定的文化圈的审美精神是不能描绘的。 审美精神作为人性的内在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的生存之核。对于中国文化的组成来讲,审美精神尤其显得重要。 徐复观讲道,道德、艺术、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三大支柱。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所以在它的主流中,不可能含有反科学的因素。 可是中国文化,毕竟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征服自然以为己用的意识不强,于是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知识,未能得到顺利的发展。 但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不假借神话、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能在自己一念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的意义,同时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 在人的具体生命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并由此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画家和作品,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也不仅有历史的意义,并且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 显然,在一个时代的实证的艺术史中反映出来的审美情趣与审美倾向,与该时代的人文经典中所表述的美学理论,存在着某种有趣的关系——它们既互相连接,叉互相独立。在一般的美学史与美学理论著作中,这两者的互相关系是不被纳入视野的。 从表面上看,如此生动活泼的艺术实践与审美实践,无疑充分体现了人的本质的生命活动,用中国古代荚学的主内、主静、主德、主和、形气相融、仁艺合一的理论去概括,似乎也不全面。古代理论家与当代理论家一样,对该时代的艺术与审美实践的概括、提炼、反映,并不是完全客观和准确的,并不是反映了审美活动的本质的。 所以,对一个特定的时代,特别是对华夏审美风尚开始形成共同体的时代的审美理想的总体考察,必须从对审美实践的具体分析与对该时代美学理论的概括中去获得。 一个主要思想是要寻找一种传统的共同体形式,一种华夏审美风韵的理论概括。 这是审美风尚史研究的理论任务之一。 第二个重要的理论任务是:漫长的审美风尚发展与演化史,有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承传与裂变过程”。对这个过程的演化轨迹的发现,是文化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从总体上看,作为母体文化观念发展中的演化在深层次上制约与影响着审美风尚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文化观念史的发展总过程可以这样来概括: (1)从夏商到秦汉之际,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上升的时代,是一个民族青春时期朝气蓬勃的象征。秦汉文化是建立在宗法-专制社会之上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这种范式的文化共同体,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心理基础,衍生和构成了秦汉时代所建立的文化共同体内在特征,即对血缘关系的重视,形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所特有的历史心理。所谓德性主义的文化,就是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一个极恰当的比喻。 (2)汉以降,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转型期,特别是经魏晋的大动荡、大组合,中外文化冲撞出一个新的中华文化形态,即以宋明理学为标志的成熟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说明。 (3)清末民初,中华文化的第二次文化转型又拉开了帷幕,外来文化的激烈冲撞使文化共同体的形态发生剧变,这个过程迄今设有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的新的民族精神的历史性要求又被提了出来。 以上文化走向的大趋势制约着华夏审美风尚的演化过程,在总体上讲,这是一个历史自律的过程,秦汉之际的健康的艺术精神到隋唐的“有容乃大”的文化气魄,到宋明的纤弱与博雅都紧密地与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论相关。 当然,这种“相关”是多层次的,通过多种中介的,在民间存在的审美风尚的演化受到上层观念的制约要慢些,因为它只有通过制度与传播媒介才能实现; 以上从理论上提出了研究华夏审美风尚史的必要性和初步构想。 华夏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当代中国审美文化正处在转型与激变之中,它将朝哪个方向发展,极需清醒的理论引导和深入的历史性考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新的、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的有机构成,才能被科学地构建起来。这正是我们今天进行审美风尚史探索的现实意义。

. 完 .

戳链接➤ 许明:华夏审美风尚史·方法论(上)
本文是巜华夏审美风尚史》第一卷第一章。河南人民出版社初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我们意在文化传播和分享若您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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