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重庆，辗转两个多月

徐蔚南坚守在上海从事抗日宣传，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不得不闭门不出。期间日军对其居所进行监视，他曾自述：“内山书店也是素来熟悉的一家东洋书店。在战争中，日本军部特工去询问内山，说徐蔚南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内山回答说是：透明无色彩’。总算对于我也说了一句有利的评语。”

《上海卢湾区志》记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闭户不出，典卖衣物度日。日伪迫其出任伪职，坚拒。1942年于敌伪严密监视下机智出走重庆。”

1942年12月徐蔚南决定摆脱日军的盯梢和监视，前往重庆，继续到后方进行抗日斗争。出发之前几天先寄住到朋友胡达曾家，10日从胡家出发，坐火车到杭州，再从桐庐渡过富春江到达游击区。然后经过屯溪，绕道建阳、曲江，到桂林，坐上飞机，然后到达重庆，一路用了两个多月，而期间寻找汽车和渡船则花去大部分时间。关于这一路的见闻和遭遇，徐蔚南写有《从上海到重庆》一书，共分十二节：一、再会吧，上海；二、抵达杭州；三、脱出封锁线；四、抵达游击区；五、前线富春江；六、在浙皖大道上徜徉；七、屯溪印象人物记；八、浙赣道上；九、赣闽途中；十、从建阳到曲江；十一、火车飞机的行程、十二、重庆观感录。该书最初在《时与潮副刊》上连载，后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被列入抗战文学（后方）之一种。

徐蔚南在《时与潮副刊》发表的连载《从上海到重庆》

与徐蔚南结伴同行的除胡达曾外，还有王国栋、陈文政、丁士雄三人，在一路上竟遇到不少从上海转移到后方的同事和朋友。在屯溪遇到中央社的同事胡道静、冯有真、陶樾、王晋琦、胡定安，结识了张宗良、楼望之、吴企云（男，与其妻同名同姓，曾当过吴县县长），遇到上海朋友李南乡、温麟、王超一，屯溪《中央日报》总编李秋生，还有文贯之、陈友琴、杜刚、沈学儒、桂裕等人，徐蔚南喜出望外，写了几幅草书分赠好友。到了建阳，前去拜访暨南大学校长何伯丞，又结识了周宪文，以及刘多荃将军，还见到正在东南联大任职的文友胡寄南、谢海燕、董其勇，到赣州时拜访了《正气日报》总经理、好友曹聚仁。到桂林后见到《中美日报》记者杨继民，得知柳亚子夫妇也在桂林，并被邀请参加广西通志馆编纂朱琴可为柳亚子接风的宴请，更是兴奋异常。徐蔚南记录了当天赴宴的几个人：柳亚子、郑佩宜、田汉、安娥、萨空了、郁风、马国亮、赵家璧、阳太阳、杨秋人、柳无垢、张恒沅等人。

徐蔚南把在途中购买的书和礼物分赠大家，给柳亚子是明版的尺牍，给表姐郑佩宜一点绿茶，给其妻妹是兽皮和香菇，其余人分得几张宣纸、茶叶或徽笔若干。离开桂林之前，还见到朋友王新命、洪素野、葛建时、胡道彰、沈秋雁、朱旭善等人。徐蔚南终于坐上从桂林到重庆的飞机，在飞机上，又碰到同机的朱经农和蒋纬国。

徐蔚南于1943年2月26日抵达重庆。初来乍到，人地生疏，租住在山脚下的一间房子，常常苦恼老鼠苍蝇和漏雨的烦恼，幸遇在南京工作时认识的一位工友，请徐蔚南住到他家旁边，吃饭也在他家搭伙，日常照顾很周到，使徐蔚南渐渐适应了山城的生活。这位工友被徐蔚南的朋友知道后纷纷称赞，称他为“义仆”，还将此人事迹发表在报纸上，文中说：徐蔚南“从上海撤退到重庆，脱敌伪魔掌，抛妻别子，情况至为凄凉，生活虽有中枢的补助，但在陪都一隅，人地俱疏，实在有茫茫家在何处之感。有一天适巧逢着他在南京宣传时的一个旧工人，乃在上海寺让了一间房子给他住，问寒慰饥，解衣推食，数年以来，始终不为之少怠，尤其是在徐贫病交加的时候，更给他以物质上帮助与安慰，因此，凡是与徐有往还的友人，殆无不同声交誉这位义仆之美德，即徐本人，也认为患难中的知己。”

2016年4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新版《从上海到重庆》一书

徐蔚南在《从上海到重庆》的跋尾中写道：“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卖了，把自己的家丢在一旁了，毅然地抛却一切，奔向后方，人人嘲笑为阿Q，为呆鸟，是应该的。因为他们目所接的，耳所闻的是发国难财，是发战争财，至多看见被敌机轰炸后的屋倒人亡的惨境，却没有看到被敌人所侮辱，所控制，所玩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形，没有置身于时时刻刻有死亡的袭来的紧张的境地，没有尝味到牢骚也不能发，笑话也不能讲，经常在愁眉不展无言可说的处境。

我很兴奋，我在路上收到了无限大的友爱，我能平安回到自由区中，我还能接受了大陪都一切的冷嘲与热讽，我还能咬紧牙齿做我的工作，以工作来争生存，我是憔悴了，我是褴褛了。但我在工作中，我比任何都兴奋，时不我予，我要争取一秒一分的工作时间，我富裕了，在我的精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