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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胜乔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皇帝岭高桥村，除了有农贸市场、粮站、邮局、供销社，还有食品站。我至今记得，食品站位于村中心老街县道和通往老太平村那条公路相交的地方。二十多年前，食品站的房子被陆续卖给私人，有的被拆除建成临街门面，有的被改建成民房。
曾经的高桥食品站，与粮站、供销社一样也是垄断经营，主要从事收购生猪和销售猪肉的业务。因为是垄断经营，食品站工作人员手握特权，是谁也不敢得罪的对象。80年代初，我跟着父亲去那里卖猪，深有体会。
这里先交代一下：国家当时设立食品站，本质目的和设立粮站一样，是为了调剂农村的资源（粮站调粮，食品站调肉）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当时县里每年都会给公社（乡镇）下送缴生猪的指标，要求由公社将指标依次分给大队（村）、生产队（村民小组），最终分给农户。一般情况下，一个农户平均每两年要完成送缴一头生猪的任务。并且要求，农民喂的猪必须卖给食品站，不允许私卖或屠宰，否则就是投机倒把。这是强制的。如果你不遵守或违反，是可以抓起来惩罚的。80年代初田土包产到户后，这个规定仍存在一段时间。
当然，农民向食品站送缴生猪，也不是白送，食品站会按规定的价格收购，只不过生猪收购价远低于食品站的肉价。笔者因当时年纪太少，记不清当时的生猪收购价是多少，这里摘取网上的一个资料给大家参考了解：1971年邵阳隆回县食品站挂牌的猪肉销售价格是0.98元/斤，而生猪收购价按特、甲、乙、丙四个等级划分，不论哪个等级都介于0.4元~0.5元/斤（不同等级价格不一样）。另据介绍，邵东猪肉价曾是0.76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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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食品站收购生猪，划分等级的主要标准是：特等要求160斤以上，甲等150斤以上，乙等130斤以上，丙等110斤以上，不到110斤为不合格不收购；除此之外还要兼顾猪的肥瘦（出肉率）。这种规定表面上很公正合理，但在实际操作当中，不是你的猪称重有多少，就给对应的等级。因为工作人员对等级的判定有很大的自主权，如果他们想给你的猪降低等级，总能找到理由。例如说你的猪吃了很多潲，要“抛潲”减重；或者说你家的猪太瘦，出肉率低。如果你不接受他判定的等级，要么你把猪抬回去，要么将猪放在食品站过一夜再来称重。
90年代以前的邵东皇帝岭的交通可不像今天这么发达。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村都不通公路，甚至连条像样点的人行路都没有，农民辛苦喂大一头猪要送到食品站，通常是用两根竹杆扎成一副“杠子”（担架），将猪五花大绑绑到“杠子”上，靠两个人用肩膀抬去的。这是一个很费力气的苦活。有的人家到高桥有十几里路，费尽力气将猪抬到高桥，谁也不想再抬回去。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跟着父亲到高桥食品站卖猪，一大清早父亲和姐夫在家里扎好竹杠，请两个伯伯帮忙将猪从猪栏里赶出来，然后四个人合力将猪掀倒，在猪的拼命挣扎和尖叫声中，将它五花大绑抬到竹杠上绑好，然后父亲和姐夫一前一后抬起竹杠前往高桥食品站。
从我家到高桥街上有八九里路，一路上高低起伏、崎岖不平，等父亲和姐夫将猪送到食品站，早已累得精疲力尽，气喘吁吁，汗透衣衫。
父亲为人一向正直，从不偷奸耍滑，送猪之前特意交代母亲：不要给猪喂潲，以免自找麻烦。在食品站，看到别的送猪的人满脸堆笑给收猪员递烟，套近乎，他也无动于衷。终于轮到收猪员给自家的猪称重了，当父亲听到说猪的毛重195斤时，心里乐开了花。他本以为自己送的是“良心猪”，一定能评上特等，没想到收猪员说，你这猪喂了潲，要抛20斤的潲（减掉20斤），还说猪太瘦，要降一个等级收购。父亲心里当即恼怒，自家的猪明明没有喂潲，怎么要减20斤，而且要降一个等级？但他仍强忍怒火对收猪员说：“同志，我家的猪送来之前没喂一口潲，您是不是看错了，请您帮忙再看一下。”
可是收猪员眼皮也不抬一下，翘着嘴对父亲说道：“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你要是不接受，就把猪抬回去。”

“同志，我家的猪确实没有喂潲，请您帮帮忙。”

“你不要多说了，别人在排队。下一个。”

“同志，您怎么能这样啊？”
“我怎么就不能这样？”
父亲正想发火，耳旁响起一个声音：“晚爷，您今天来卖猪了啊。”
父亲扭头一看，原来是公社的一位干部，他认识父亲。
这位干部也认识收猪员，于是他帮着父亲打圆场：“晚爷为人我信得过，你就通融一下吧。”
也许是想做个顺手人情，也许是怕事情闹大，收猪员的口气软了点，抬头对父亲说道：“那你先把猪放到食品站，等下午4点钟再来称重，到时候是多重算多重。”
父亲见他让步了，也答应按他讲的做。

那一次我跟着父亲去卖猪，本想等父亲把猪卖了后给我几角钱，我好在高桥街上买个包子买支冰棒吃，没想到猪要等到下午四点钟再称重。因为当时还是早上八点多，父亲要我跟姐夫先回去，他独自在高桥等着给猪称重。我只好跟着姐夫怏怏回家。
后来听父亲讲，他在高桥等待给猪称重时，听人讲五里之外的堆头街上唱戏，他想到中间间隔有七八个小时，他便跑到堆头看了一场戏再返回高桥，因为身上没钱，一直饿着肚子。
等到下午四点钟给猪称重时，父亲本是老花眼看不清秤，当他听到收购员说猪的毛重180斤时，他假装能看清秤，上前瞅了一眼，对收猪员说：“同志，您这是看错了吧，这不是192斤吗？”收猪员楞了一下，也瞅了一下秤，红着脸对父亲说，“那就算192斤吧”。

关于这次卖猪的经历，父亲后来当故事讲给村里人听，大家听了笑得前俯后仰，有人对父亲说：“没想到晚爹也会耍狡，会钻空子。”其实父亲哪里是耍狡、钻空子，他不过是想让收猪员实事求是啊。
时光匆匆，一晃近40年过去。
在过去的40年里，国家因为在之前积累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开放，使举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今天的农民再也不用被强制给粮站送公粮给食品站送生猪，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地买卖包括大米、猪肉等在内的一切商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抚今追昔，我不禁想起作古多年的父亲，我想他要是还活着，亲眼看到国家今天的繁荣，他一定会高兴。我也敢肯定，他也一定不会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的后辈再重新经历他们当年所经历的。

作者简介：陈胜乔，湖南邵东人。民间不拿工资的乡土知识传播者。业余专注乡土历史地理写作，希望能为普及历史常识、特别是大邵阳的乡土史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