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阳历史上，李赞元可谓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名气一方面来自于品行，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官职。

李赞元，字公弼，号望石。其家族原籍福建泉州府安溪县虎头村，先祖在明代以军功占籍大嵩卫。清雍正年间，大嵩卫裁撤改设海阳县，李氏家族遂籍属海阳。不过，因为海阳和莱阳之间密切的历史渊源，其家族后裔在莱阳地界亦有广泛分布。

根据《海阳县志》的记载，李赞元在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考中进士，正式入仕。此后，他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练，在康熙十三年时，官至兵部督捕右侍郎。

侍郎的品衔虽然在清初多有变化，但其作为“朝廷六部副职”的地位却并无改变。能官至侍郎，对于非皇亲贵胄出身的人来说，已经是莫大的荣耀了。而有清一代，海阳县也并未出过侍郎以上的官员（乾隆年间胡文伯官至安徽省巡抚，地位与侍郎相仿）。因此，李赞元在家乡海阳县备受推崇，就在情理之中了（注：侍郎在明清时期常被雅称为少司马，李赞元官至侍郎，其家族后来也被称作“司马李”）。

关于李赞元完整的仕途履历，以后再做详细介绍。接下来想跟大家重点讨论的，是他最显赫的那个头衔，即“兵部督捕右侍郎”。

在这个官职当中，“兵部”“右侍郎”这两个概念大家都应该熟悉，但对于“督捕”两字，有的朋友或许就不明所以。笔者最初阅读李赞元的史料时，对此也颇感不解：为何要写作“兵部督捕右侍郎”而不简称“兵部右侍郎”呢？

后来查询清代史料方知，“兵部督捕右侍郎”和普通的“兵部右侍郎”并不相同，前者对应的是一个专门的机构——督捕衙门。如果省略称呼，就凸显不出“督捕衙门”的特殊性了。

清廷入关之后，在近畿实行圈地政策，原来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农民往往被一并圈入旗籍，地位相当底下。由此便衍生出了所谓的“逃人”（逃避入旗为奴）问题，而为了督捕逃人（也负责捉捕其他要犯），顺治十一年（一说十年），清廷正式在兵部之下设立督捕衙门。

这个督捕衙门虽然隶属于兵部，但级别比普通的“司”要高。司的主官通常为“郎中”，而督捕衙门的主官为“侍郎”。《清史稿·职官志》载：“（顺治）十一年，增置督捕（衙门）。满左侍郎、汉右侍郎各一人。”

实际上，如果对照现代的概念而言，督捕衙门的地位就相当于“由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如文化和旅游部管理的国家文物局）。更通俗一点来说，即“副部级单位”。

看到此处，有的朋友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捉捕逃犯，属于司法范畴，在理论上由刑部负责更为合适，为什么这个督捕衙门要挂靠在主要负责军事的兵部呢？”

这其中的原因，史书中并无直接提及，但显然与清初的政治生态有关。顺治、康熙之际，清廷统治不稳，往往需要借助武力来确保政策落地。而督捕事宜归在兵部，调动人马就会更方便，执行力度也会更强一些。

同理，等到康熙中后期，清廷统治逐渐稳固、逃人问题也得到缓解之后，“督捕衙门”的重要性就相应降低。因此，康熙三十八年，兵部下设的督捕衙门被裁撤，“督捕侍郎”的职位自然也就不存。此事在《清史稿》《池北偶谈》等史料中都有记载。

督捕衙门裁撤之后，相应事宜由刑部接管。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具体负责此事的，应该是刑部的督捕清吏司。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司级”单位，主官为“郎中”，跟“督捕衙门的侍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根据《清实录》等史料的记载，担任过督捕侍郎的官员，大多是从“大理寺卿”（或当过大理寺卿）岗位上提拔任命的。李赞元本人在升任督捕侍郎之前，也曾短暂出任过大理寺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