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札记·第31期】第4章 治世论

第3节治世之基石——民心

孔子大力倡导“德政”的着眼点，在于争取民心。他把民众的信任视为治国的基石，“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就是强调民众如果对为政者失去信任，国家赖以立足的基石就垮了，这个国家也就立不起来。

孔子提出衡量为政者是否得民心的基本标准。叶公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的回答是：“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这就是说，为政者治理政事，要能够使境内的百姓心悦诚服，使境外之人前来归附。周朝的社会状况是，哪个诸侯国政治清明，风清气正，社会和谐，哪个诸侯国就具有亲和力、凝聚力、吸引力，境内的百姓就会感其恩泽而心悦诚服，境外之人就会闻其德行教化而前来归附。“近者说，远者来”，体现的是民心向背问题，反映的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孔子还说过：“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在上位者以礼待人，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在上位者尊崇道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者言而有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来对待你。果能如此，四方的百姓都会背着自己的小孩前来投奔。他相信，“近者说，远者来”“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的局面，只有在为政者以仁德施政，形成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时，才会出现。因而，应该成为衡量诸侯国政治状况好坏和为政者治国理政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

孔子强调为政者争得民心的根本途径是以仁爱之道对待民众。他周游列国，奔走呼号，“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就是为了实现以德治国的愿望。孔子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水火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仁德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孔子在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强调仁德，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的。他痛切地感到，在世风日下、道德缺失的情势下，在战乱和苦难中挣扎的百姓固然不可一日无水火，然而，他们对于仁德的需要，比需要水火更为急迫。因此他说，我见过跳进水里、火里死人的，但没有见过以仁德治国而会死人的。孔子一生的理想，就是推行他的仁爱之道以挽救这个世道。然而，他的主张不被当时的统治者接受。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71岁的孔子发出了“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的感叹。凤鸟至，河出图，是圣王出世的祥瑞征兆。孔子以“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来比喻当时的天下。“吾已矣夫”，就是这位坚持了一生梦想的垂暮老人，在看到仁爱之道不能推行于世时，表达的一种失望和悲痛心情。

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比仁道更为高远的圣德。子贡请教老师，“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如果有人能对百姓广施恩惠，又能帮助民众过上好日子，这可以说是仁道了吗？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这哪里仅仅是仁道！这一定是圣德啊！尧舜这样的圣人或者都难以做到呢！孔子告诉子贡，只有像尧舜那样居于高位而又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普通的君子则要更务实一些，“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能够拿身边的事打比方，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热心助人，这就是实践仁道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法了。子路请教老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君子。孔子回答说，一般的君子，要做到“修己以敬”，就是修养自己，以恭敬的态度待人处事。再高一个境界，要做到“修己以安人”，就是修养自己，使上层的人们安乐祥和。最高境界的君子，要做到“修己以安百姓”，就是修养自己，使天下的百姓都安乐祥和。他强调说，能使天下百姓都安乐祥和，尧舜这样的圣人或者都难以做到呢！（《论语·宪问》）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与“修己以安百姓”是君子的最高理想追求。孔子的这个理想，为后世仁人志士所继承和发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就是儒家为建立理想社会而努力的人生境界，这已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力向前。

孔子提出有仁德、得民心的为政者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领导一个拥有上千辆战车的大国，要尽职尽责而又言而有信，节约财用而又以爱人为念，在农闲时节征调民众服劳役。在这里，孔子提出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说是为政者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一是“敬”，就是敬业，为政者一定要尽职尽责。二是“信”，就是诚信，为政者一定要言而有信。三是“节”，就是节俭，为政者一定要节约财用。四是“爱”，就是关爱，为政者一定要心存爱人之心。五是“时”，就是农时，为政者一定要依照农时使用民力。不违农时，这是古代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里，施政必须考虑的一个大问题。唯如此，才不会影响农民的生计，不致动摇国本。敬，信、节、爱、时五个要点，集中体现了孔子关于“为政以德”的思想，指明了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

孔子主张以轻徭薄赋的社会政策换取民心。他对于那种不爱惜民力，横征暴敛的行为十分痛恨。《礼记·檀弓下》中有一个《苛政猛于虎》的故事，说的是孔子路过泰山脚下，见一个妇人在墓前哭得很悲伤，就让子路前去询问。那妇人说：之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后来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死在了老虎口中！孔子问：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说：这里没有残暴的政令。孔子听了大为感慨地说：“苛政猛于虎也”，弟子们一定要记住，苛刻残暴的政令比老虎还要凶猛可怕啊！鲁国大臣季氏的财富超过了周王室世袭于鲁的周公的财富，这已是违背礼制。但是，孔子的爱徒、身为季氏管家的冉有依然同意为他聚敛财富，搜刮民脂民膏。孔子大怒，他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冉有不是我的门徒，弟子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孔子此话，其实也是借题发挥，声讨季氏。孔子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 · 哀公十一年》），施惠予人要力求丰厚，处理政事要持中有度，收取赋税要尽量微薄。他关注民生，反对重税，这就是典型的例子。有一年闹饥荒，鲁哀公问计于孔子的学生有若说：今年收成不好，国库财用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呢？哀公说：十分抽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十分抽一呢？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百姓富足了，你的用度还会不充足吗？如果百姓不能富足，你的用度又怎么能充足呢？

有若主张减轻赋税，藏富于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揭示了只有民富才能国强的道理，体现了孔子爱民、惠民、富民的思想。这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